記者找到徐星時，他正在重災區什邡埋頭幫村民重建家園。

袁建和梁東是崇州災民的“義務保安員”。

顏婷細心地幫陳念儒洗頭。

　　這是一支獨特的返鄉隊伍。29個人有男有女，在廣州出發后卻各自孑然一身鉆上火車。和5月12日以來無數走在這條路上的人一樣，他們要趕往四川，那片被撕裂的土地。

　　只有特別細心的人，才會注意到他們的與眾不同——低垂著頭，不愛與人搭訕，男人大多剃個光頭。

　　6月20日中午，17歲的徐星（化名）回鄉剛好一個月。站在紅星村村民何安貴家屋頂上幫忙重建的他現在是一個志愿者，沒有人知道少年隱藏的秘密。

　　5月20日，廣州司法局要求9個勞教場所統一放人——依法減期，提前釋放余期在3個月以內的29名四川籍勞教學員，讓他們返回家鄉。

　　“我們在做一個試驗，我相信人的本質是善的，在大災難面前揚他們的善，展現人性。”廣州市司法局局長盧鐵峰與勞教局政委廖伯祥說起這個大膽的決策，都喜歡用“一錘定音”一詞。

　　當然，他們也不諱言決策背后存在“放虎歸山”的風險。司法界的反響很強烈，行內人說廣州正在進行一項應對特大災難的“司法實踐”；江蘇徐州等地卻悄然跟上，陸續效仿。

　　29個人返鄉后都干了什么？本報記者跟隨干警，找到隱藏在災民中的他們。

　　文/圖本報特派記者廖杰華、邱瑞賢通訊員湯白云

　　（因涉及未成年人及保護隱私，文中部分人物為化名）

　　徐星是我們找到的第一個。他回鄉剛好一個月，頭發已經長出來了。

　　什邡市湔氐鎮的氣溫有點高，徐星手里有根鋼筋，任務是撬下屋頂仍完好的椽子。他已記不清何家是第幾站，說自己只是在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幾天里，來探望他的廣州市少教所周副大隊長目光里總是驚訝，“也許因為地震，也許因為提前解教，他有了很大的變化”。

　　“無論做多好都是打罵”

　　離開廣州市少教所那天，距離徐星的最終解教期——2008年8月21日還差60多天。2007年7月22日，他因“與同伙在昌崗中路南方花園附近的人行道搶奪事主價值人民幣2011元的項鏈一條，被決定少年教養一年”。

　　每一個曾經桀驁不馴的少年背后，都有自己的心靈創痛。

　　徐星的家在四川省達州市。最初，徐星的父親是海南建筑工地的一個小包工頭，愛賭；回到四川后，父母在鎮上租了幾個門面做生意。不久后，徐父因賣黃碟而進了派出所。

　　從派出所出來，徐星的父母賣了門面到汕頭去打工，卻被騙搞傳銷。不久，徐母獨自一人回到四川，說了句“你爸爸說賺不到錢就不回來”之后，徐星就再也沒見到父親。

　　“那時我剛上初一，曾拿過全年級第三名。每天早上我總是把飯做好，把碗洗好再上學”。但在徐星的記憶里，無論做多好，母親總是打罵。

　　“我這么聽話，卻過這種日子，還不如像姐姐一樣玩”。初一下學期，“我用鐵棍打斷了同學的肋骨”，他對教導主任說，“不用你開除，我現在就不讀了”。

　　他被母親送到了當地一所私立的文武學校。初三那年沒參加畢業考試就離開了學校。他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報復母親，“我想變壞，越壞越好！”

　　2007年上半年，徐星到了廣州，他的人生軌跡徹底轉向。

　　一次打架后，他在火車站待了七八天，“后來有幾個人過來找我，讓我跟他們一起工作”。

　　徐星說，他當時別無選擇。那是2007年6月份，“廣州已經很熱”。所謂的“工作”看似簡單，“主要是賣白粉，白粉沒貨的時候，就去搶東西”。2007年7月，徐星和同伴搶奪后順著馬路中間的護欄跑，準備掉頭過馬路的一剎那“撞到了面包車上，當時就暈了”。

　　“醒來后，我就想這下可栽了，起碼要在監獄里蹲三四年”。那一年，徐星16歲。

　　“我突然再也睡不著了”

　　16歲的徐星不能被判刑。他被送勞教，為期一年。

　　在少教所的日子，徐星每天6時30分起床，然后操練，“我們每天都要上課，學習一些法律知識，看一些教育片，然后就是干活，做些錢包、電子玩具之類的東西”。

　　不過他最愛干的事情是睡覺。“在里面，基本上很少想問題，只求時間混得快點就行了，只要一想事情就覺得時間過得很慢，就覺得難熬”。

　　為了多睡覺，徐星想了很多辦法，“我干活飛快，一般下午一兩點就干完了，剩下的時間我都可以去睡覺”。

　　“是地震改變了一切”。5月12日，徐星像往常一樣，電視新聞把他叫醒了。只要不下雨，每天晚上少教所都會組織大家看電視。“看電視的時候，不知道為什么，我突然睡不著了。看到電視里的畫面，我很難過，看到救災的場景，又很感動”。

　　“一直想哭，想發泄，但是發泄不出來”。徐星說，他所在的少教所一共200多人，其中有4個是四川人。其他人都睡下后，“我們四個人圍成一團，坐在那里，誰也不說話，誰也不想睡覺”。

　　此后的幾天，徐星再也不想睡覺了，“我很少說話，總覺得心里很難受”。

　　“擺在我面前有兩條路”

　　“我想出去幫點忙，出點力”。但徐星知道，勞教期還有兩個多月，這種想法不切實際。

　　這個“不切實際”的想法，此時卻在廣州市司法局的決策者中醞釀著。

　　5月18日晚，負責徐星管教工作的周副大隊長找到了徐星。“因為情況特殊，而且你的表現一向不錯，司法局想給你辦減期，回去參與抗震救災，重建家園”。

　　徐星記得，談話持續了兩個多小時。在別人求之不得的機會面前，徐星卻猶豫了。

　　“一旦提前放我，選擇的路就不一樣了”，徐星說。他覺得自己還沒有做好重新回歸社會的準備。“我只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條是原來的路，不接受，出去后繼續做小混混。第二條就是回老家踏踏實實地重新做人。”

　　“我的性格就這樣，一旦答應就是搭上性命也會做到。有人讓我打人，我去了之后才知道那個人是朋友，可我已經答應了，寧愿回頭讓他再打我一頓，也會打。”

　　周副大隊長沒有讓徐星立即答復，“你考慮好了，明天來找我吧”。這一晚，徐星第一次失眠。“我是繼續呆在這，還是回去抗震救災？”這是近一年來，他第一次認真地想事情。

　　天快亮的時候，徐星拿定了主意。“還是回去吧！積點德，可以減輕我以前做過的壞事，其實老老實實過日子也沒什么不好的”。

　　在徐星看來，少教所的行動迅速而有效率。在說出決定的當天，他的辦理減期的手續已辦妥。

　　“這段日子最有意義”

　　第二天一大早，徐星登上了開往達州的列車。他在火車上足足待了29個小時，也思考了29個小時。

　　車廂里，有人覺得年紀輕輕的他沒有頭發很奇怪，“雖然也是運動裝，但是很臟。她們盯著我看，我就盯外面”。

　　“干坐在那里，不得不想問題，沒有外界因素干擾，我理順了一些想法”。徐星說，“這次想了很多以前不會想的事，我想到了媽媽對我的好，其實她打我一下罵我一下也無所謂，她過得挺苦的，再這樣會瘋掉”。徐星說，在思考的時候，他第一次后悔了，覺得以前那些事給其他人帶來了傷害。

　　到了達州，徐星直奔家門，見到母親時，他面無表情。母親則只是笑了一下。“地震對達州的影響不大”。在家看電視后，徐星想去汶川，但沒錢。他找媽媽借，“我從來不問她要錢”。

　　這一天，徐星先是上街買菜，然后走進了廚房，“我想為媽媽做頓飯”。

　　在拿到母親給的600元后，徐星登上了去成都的火車，并轉車到了什邡，“通往汶川的路封了，我去不了”。到了什邡，他四處打聽，想知道哪里的情況最嚴重，“有人告訴我是紅白、龍居和洛水”。

　　最終徐星選擇了龍居，“先是登記成為志愿者，后來就跟著他們東奔西跑，搭帳篷、搬運物資，他們需要什么，我就幫他們干點什么”。

　　“早上7時起床，晚上11時睡，有時候干活干得很晚，志愿者吃什么，我就吃什么。”6月14日晚，周副大隊長一行找到了正在忙碌的徐星。他埋頭幫何家拆危房，在兩天里掀完了整個危房上的瓦片。危房上掉下的瓦片傷了手臂，他隨便包扎一下又上去了。

　　在柿子坪村的趙家，村民趙忠和清秀可愛的女兒遇難，他整天抱著女兒的遺像蒙頭大睡。徐星默默地幫助趙家清理廢墟，看到這個少年，老趙終于從床上爬了起來。

　　“從出生到現在，這段時間過得最有意義，精神上很滿足”，徐星說。“我想踏踏實實做人，將來修個孤兒院、救助站什么的。特別是學校，如果以后我是包工頭的話，我會把學校建得很牢固。”

　　“我們從這里開始重生吧”

　　在一個月里，廣州市司法局一共派出7名回訪的干警。他們帶著忐忑的心上路，帶著難言的感慨歸來。

　　自貢市榮縣鼎新鎮大龍村的袁建和威遠縣嚴陵鎮的梁東，都是在崇州被找到的。他們鉆進了災民安置點。

　　盡管勞教前有多年的保安經驗，但維護這里的治安秩序并不輕松。受災群眾情緒激昂，兩人憑著親切而又熟悉的鄉音和經驗扛了過來；還大膽向指揮部建議設立臨時停車場，意見被采納后，安置點秩序大變，受災群眾才發現是兩名“義務保安員”撐起了平靜安寧。

　　崇州市抗震救災指揮部領導得知后，鄭重表示：“即使安置點撤消后，只要你們愿意，希望你們繼續留在崇州。”

　　34歲的顏婷獲得40天的減期，她趕到了住在江津區人民醫院的陳念儒的身邊。陳念儒是北川縣羌族婦女，被救出時已壓在廢墟下30個小時。顏婷的家離江津區人民醫院不遠，回家后一聽說北川縣轉來了近百名地震重傷患者，她馬上買水果到醫院看望。看到陳念儒身邊沒親人照顧，她當即決定留下來。做按摩、搽身子、端便盆，就這樣照顧了20多天。

　　“我的命是撿回來的，小顏你那么年輕，今后的路長著呢。你有耐心、愛心，相信你不管做什么事都會成的，過去的一些事情就讓它過去，我們都從這里開始重生吧！”陳念儒對顏婷說。

　　“特赦”背后風險？意外？

　　司法界高度關注同類單位悄然仿效廣州創舉被稱抓住“突破時機”

　　回訪干警一個接一個的信息，讓廣州市勞教局黨委書記廖伯祥放下心中大石——在震后的亂局中，到昨天為止29個提前減期人員里，回訪跟蹤的干警找到了16個。他們不是在家中安心救災，就是正在救災的隊伍中忙碌。這是一個讓人欣慰的結果。

　　會趁亂打劫或“放虎歸山”？

　　“說實話，我們雖然沒有違反國家政策，但誰敢說這不是有一定風險的呢？”做決策的瞬間，廖伯祥記憶猶新。

　　5月13日，最先反應過來的是局長盧鐵峰，他緊急布置一個任務——對廣州市司法局轄下的9個勞教所進行摸查，共有多少川籍勞教人員。

　　“我們發動了捐款，但是局長覺得這樣似乎還不夠。”一個大膽的想法在盧鐵峰心中醞釀，他與廖伯祥商量了起來，“按照國家的政策，我們可以有給余期三個月以下的勞教人員減期的權限。我想，如果能讓他們提早回家參加救災，是不是一個好做法？”

　　這個想法看起來簡單，實施起來卻很謹慎。按照司法部制定的《勞動教養管理工作執法細則》，勞動教養管理所可審批減少或延長勞教期限，但什么情況下可以執行，條文里沒有詳細規定。

　　因為自然災害而為勞教人員減期，這在國內還沒有人嘗試過。廣州市司法局決定吃下這個螃蟹。“當然有一定風險了，我們也怕引起爭議，有人擔心這些勞教人員會不會趁救災混亂趁火打劫，提前"放虎歸山"？我們都考慮過。”

　　“有一個我們就沒放”

　　“如果把這三個月讓他們都留下來，教育的效果又如何呢？”從事勞教工作多年的勞教局副局長李果華認為，憑經驗他對這29人“基本上有把握”。

　　“決定放誰不放誰，我們做了逐個的排查，每一個都詳細談話，也要他們真心地承諾。”他告訴記者，并非所有余期不到3個月的川籍勞教人員都在減期之列。“有一個我們就沒放，他的勞教期限相對較長，而且接受改造期間表現一直不太好，就沒有對他減期。”

　　“我們非常慎重”，從5月13日作出決策到5月20日實施“放人”，廣州市司法局及轄下的9個勞教管理所所有工作人員全線壓上，通宵忙碌。“工作要做得很細，這畢竟沒有人做過，我們要做好總體評估也要做好個體評估。”

　　事實上，有多年司法經驗的盧鐵峰和廖伯祥不舍的是這種做法的效果——29個人的提前減期在各個勞教所都不啻是一場微型“地震”。“放人后，留在所里的勞教人員特別平靜，大地震和這種人性化措施，震撼心靈。”

　　“社會在進步，司法實踐也在進步。什么方式效果最好？這是實施教育的好時機，更是活生生的教材。”李果華說。

　　“我們不是消防等沖在抗災一線的隊伍，司法單位能做點什么？這一點風險我們勇于承擔。”廖伯祥分外堅定。

　　司法部發文認可“創舉”

　　“我們一定想辦法找到剩下的十多個勞教人員，客觀評估這種做法的效果。”盧鐵峰說。一個月過去了，這場“司法實踐”的效果到底如何，承受著司法界的高度關注。

　　在特大災難襲擊的特殊時期，對任何政策執行者都是智慧和能力的考驗。廣州的做法被行內認為是抓住了特殊的“突破時機”——就在廣州市司法局5月20日“放人”后，5月22日廣東省勞教局就轉發了司法部的通知，要求各地勞教單位“對家庭受災嚴重、直系親屬出現傷亡事故的，而且勞教余期不長的勞教人員，可依照有關規定予以辦理所外執行”。顯然，在某種程度上，廣州的“創舉”得到了上級司法部門的認可。

　　隨后，不少地區的勞教單位都悄然跟上廣州的步伐——5月31日，三水勞教所送一名勞教人員回家，隨后是江蘇徐州等地。讓人矚目的是，6月14日四川廣元監獄批準9名家在北川的服刑犯回家探親，這在歷史上從未有過。

　　此舉不等于“特赦”

　　網絡上有人把此舉與古時的“特赦”聯系起來。但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劉仁文教授指出，稱為“特赦”不妥，因為“特赦”要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他認可舉措有令人鼓舞的效果，“過失犯罪及其犯罪對普通公眾沒有任何危險性的人，如果本人有參與救災的愿望，可采取變通的方式讓其參與。”

　　部分網民則感到不以為然。網民肖斌就認為，“勞教人員只要符合相關法律條款，就應該理所當然地考慮獎勵，而不能因為遭災、或其他原因就網開一面。"照顧性"的優惠措施，實則造成了籍貫歧視和"人性化"掩蓋下的司法不公。法律如有明文規定是另外一說。”

　　但有網民認為，此舉是司法進步的表現。“"人性化"辦案、"人性化"管理是我國法制走向成熟的必然趨勢。”
以上信息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