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北京唐家嶺村“第一拆”現場。唐家嶺采取宅基地騰退換房、舊村實現綠化的“北塢模式”。
13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達沃斯夏季論壇回答城鎮化問題時直言，土地問題根本上與制度有關，農民合法的土地得不到應有的保障，現有的財稅制度在相當程度上還存在著“土地財政”的現象。這造成一手從農民那里廉價得到土地，另一手又高價賣給開發商。他明確表示，必須從制度上解決這些問題。那么，發生在集體土地上越來越多的房屋征收和拆遷問題究竟如何解決?立法又應如何面對“土地財政”困局?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沈巋日前向本報記者透露，目前正醞釀立法解決集體土地征收和補償中存在的問題，諸如補償標準過低、補償不公、失地農民生活保障、暴力強拆等。
立法迷局背后的思變
與國有土地征收和補償同樣重要，甚至在當前情勢下更加凸顯的集體土地征收和補償問題，正在納入立法者的考慮范圍。
去年底，受唐福珍拆遷自焚事件的影響，包括沈巋在內的北京大學五位學者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了對拆遷條例合法性審查的公民建議，引起輿論廣泛關注。
上述行動加快了拆遷條例修改的進程，國務院法制辦在今年1月底公布了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國有土地征收條例”)。值得注意的是，該征求意見稿適用范圍為國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與補償，對于大量出現的“唐福珍們”的集體土地征收和拆遷問題，則無能為力。
如今，征求意見過去已半年，國有土地征收條例一直未能出臺，但多位知情人士表示，國有土地征收條例并未“胎死腹中”，而國務院法制辦亦從未停止過立法工作，只是在思路上有些變化。與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補償同樣重要、甚至在當前情勢下更顯重要的集體土地征收和補償問題，正在納入考慮范圍。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坦言，國有土地征收條例遭遇地方政府阻力是現實，如果匆忙出臺卻得不到實施或很難實施，還不如慎重、認真地制訂一部能有效實施的法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