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就任大元帥后留影

　　說法一、孫中山依靠黑幫，流氓成性

　　孫中山曾經加入洪門，并被封為“洪棍”，而哥老會、三合會等幫派更曾經公推孫中山為會長。除孫外，其它革命黨人也紛紛加入洪門等幫派，有的成為了幫派領導核心。

　　商榷：這并不能簡單推斷出孫中山“流氓成性”。

　　首先，以廣東會黨頭目鄭士良為例，他與孫中山暢談革命“一聞而悅服”，便對孫中山表示：“我雖是三合會的頭目，但我近來想，非有新思想的人不能成大事，所以我想找一個這樣的人。我覺得你是這樣的人，便跟著你來了。”

　　認可、接納、服從革命黨人的心態，促進了會黨行為的改變，部分會黨“其宗旨始不過反清復明，自孫逸仙變化其思想，易而為近世之革命黨”。雖不無夸張，也確有其情。 …[詳細]

　　其次，初創革命勢力在其弱小時，借用“會黨”“幫派”甚至“黑幫”力量的情況十分常見。所謂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如果沒有哥老會的幫助，怎么可能順利發起?而“若沒有四川保路同志會的起義，武昌革命或者要遲一年半載”。對比來看，在“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與“安源罷工”等事件中，黑幫的行蹤也一直影影綽綽…… …[詳細]

　　說法二、孫中山勾結日本人，賣國賊

　　關于孫中山曾試圖用租讓中國滿州地區權益或提供其他特權的辦法，來換取日本軍閥或財閥援助中國革命的情況，許多年前日本學者就先后撰文加以披露。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商榷：孫中山和日本人談條件，是不是賣國賊呢?還是需要理性分析——

　　首先，人們以為要愛國，就要口號喊得震天響，行動做到最激烈，對外若有絲毫妥協退讓，就是大逆不道，必誅之討之，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殊不知，中國近代史上的革命黨，恐怕沒有哪一個不曾接受過外國的幫助，沒有哪一個能夠在對外問題上真正做到徹底清白的。

　　其次，在孫中山所處的歷史環境中，同其他人一樣，孫不可能有一以貫之的明確的主權和領土概念。何況清王朝簽訂不平等條約，相當一部分就是清王朝缺乏主權領土意識，害怕麻煩，主動放棄的結果，“堂堂國家之代表清廷上下尚且如此認識，一個單槍匹馬，一意以整個國家為敵的造反者，又如何會為自己的革命設定不切實際的斗爭目標呢? ”…[詳細]

　　說法三、孫中山“排滿”，搞民族主義

　　作為孫中山提出的革命任務，以及同盟會的綱領，“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一直被認為是民族主義的標志，并且常被評論者認為充斥著血腥味道。

　　商榷：實際上，孫中山講得很清楚，不是單純反滿，是反滿族統治者而不是全體滿洲人。對于滿洲人，他們也可以參加革命民主派。

　　其次，沒有反滿口號難以動員群眾。因為當時老百姓對滿洲貴族特別憤恨，人們有切身之痛。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不要說當時的老百姓，就是東京的留學生也不是完全理解。因此，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樣的革命口號便出臺了。…[詳細]

　　說法四、孫中山是“孫大炮”，大言無實

　　孫大炮，是孫中山早期的外號，隨著起義的次次失敗，孫的諾言無一兌現，“孫大炮”已經不是玩笑了，它代表著某種人品上的信用不良。

　　商榷：的確，孫中山的道德存疵是十分明顯的。

　　但如果不是“孫大炮”一次又一次跌倒爬起，恬著臉四處化緣繼續掙扎，革命事業又將安在?武昌起義前孫中山領導了10次武裝起義，倘若沒有孫大炮一次次“空放”，沒有“黃花崗72烈士”鮮血流淌，武昌第一槍響又將安在?…[詳細]

　　先行者總是要被嘲笑和被誤解的，他們與這個時代不是相見恨晚，而是相見恨早。…[詳細]

　　說法五、孫中山要求黨員宣誓效忠，家長式統治

　　孫中山組織“中華革命黨”，要黨員向他個人宣誓效忠，并按指印，實行家長式統治。當時反對者甚多(如黃興)。至今尚有人借此認為孫中山實際上是個獨裁者。

　　商榷：然而，“國民黨以數十萬黨員，實行二次革命，不匝月而先后敗亡，實在是團體龐大，份子復雜，意志不一所致。”國民黨松懈無力，中華革命黨要強化紀律、加強戰斗力，這肯定是正確舉動。

　　其次，孫中山認為黃興“不入會”是適宜的，對此他“甚滿足”。黃興不愿加入中華革命黨，表面上是“反對寫誓約、打指模，宣誓服從孫中山個人”，但“實際上是對二次革命失敗原因的總結意見不同與對孫個人不滿”。后來，“黨內同志為使黃興加入中華革命黨設想了變通辦法，黃興也同意，但為其他人所反對，黃興終未加入。”…[詳細]

　　孫中山不當“小人”又如何?

假若李鴻章當初接見了孫中山……

　　沒錯，孫中山為目的不擇手段

　　縱觀以上幾點人們詬病孫中山之處，即便再怎樣講“不管黑貓白貓，能抓到老鼠就是好貓”，都會給人以“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的感覺。

　　沒錯，為了革命，為了奪取政權，為了政治理想，孫中山在許多方面的確“不擇手段”，其行事的確很“小人”。

　　但面對時局，“小人”以外的道路都走不通

　　孫中山一開始是不“小人”的，反而很溫和，很通人情。他曾經上書李鴻章，呼吁維新改革，卻沒有等來李中堂的回復。此后，孫中山自說自話——

　　“知和平手段無可復施……不得不稍易以強迫。”從此，孫文成了職業革命家。

　　當一個社會廣泛的存在小人式的壓迫，被壓迫者有三種選擇——1、小人式的反抗(像孫中山這樣);2、君子式的反抗(像甘地那樣);3、不反抗，逆來順受做奴才。

　　要求人們做君子式的反抗可不太容易，因為“他對你小人，你對他君子”，這需要高風亮節的人格，甘地不是被稱為“圣雄”嗎，也就是說“圣人”才能做到。要求人們做奴才也不容易，因為沒有人想做奴才，更不該做奴才。…[詳細]

　　這就需要問問那些生活在20世紀初的中國人們，他們到底是愿意做不斷期望不斷失望的“圣人”，還是愿意做逆來順受的“奴才”，還是愿意出去拼個魚死網破，哪怕日后被稱為“小人”?

　　孫中山們并未打斷改革

改革派們都被“老佛爺”騙了

　　革命與改革：手段有異、目的本同

　　無論改革派(立憲派)還是革命派，都有同樣的目的：爭取民權，改變政體，實現立憲。正如革命黨人汪東所說“排滿論與政治革命論，皆假定之以為可以救吾國，其性質非有差也。”

　　兩派的差別只是在實現的手段上：改革派主張實行和平的政治改革，走“君主立憲”的路子，而革命派則主張以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國。

　　話說回來，如果能夠和平變革就達到政治目的，誰又愿意出去拿命賭明天呢?

　　面對清廷 改革手段其實無法實現

　　然而現實往往令人唏噓——

　　縱觀晚清歷史，每當還有一線希望、還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時候，清廷總是拒不變化;只到時機已逝、喪失了操控能力的時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動“變革”。

　　1904年，日俄兩國在中國東北地區開戰，國危之際，改革派聲勢迅速高漲。

　　1906年，清政府在派五大臣留洋考察后終于決定“預備立憲”。

　　1908年，在“若不及早將國是決定……萬一人心不固……臣等不足惜，其如太后、皇上何!”的警告下，老佛爺當即答應宣布立憲年限，隨后《欽定憲法大綱》出臺——

　　“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用人權……議院不得干預”、“國交之事……不付議院議決”、“凡一切軍事，皆非議院所得干預”、“皇室經費……議院不得置議”。

　　同時，清政府通知“九年內各事項一律辦齊……頒布憲法”。

　　立憲派苦等幾年的結果，竟是這樣一紙空文，還要“再等九年”。…[詳細]

　　最終還是孫中山們倒逼了改革 達到目的

　　1910年，改革派坐看政府一系列“亡國之舉”實在不忍，轉而向政府請愿上書，而清政府除了提前三年召開國會外，再無任何讓步，反而鎮壓了學生請愿運動。

　　改革派也終于意識到“全國人心，為之灰冷”、“氣數之窮，豈人力所能挽救，徒勞無益，知者不為”……沒錯，緊接著，辛亥年就到了。

　　武昌起義后，天下響應革命，當權者終于知道喪失人心之可怕，在不到一個月內連忙炮制出了《十九信條》——

　　“皇帝之權，以憲法所規定者為限”、“皇位繼承順序，于憲法規定之”、“皇室經費，由國會議決”、“不得以命令代法律”……

　　這《十九信條》若是在一年前宣布，哪怕是半年前宣布，天下也不會是那個樣子。但一切為時以晚：整整74天后，袁世凱上奏“自古無不亡之國”，又過了27天，隆裕太后帶著清王朝的末代皇帝溥儀，在養心殿里，“揮淚對宮娥”。

　　如果沒有孫中山代表的革命派“小人式反抗”，大清的江山就真的會君主立憲嗎?你信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