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這樣的邏輯成立，數十萬民眾應該去找唐宗宋祖理賠，應該反思盛唐、兩宋繁華的“環境代價”，應該……還是打住吧。借用某非著名相聲演員的一句臺詞：你這么說，你自己信嗎?我的回答是：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

　　僅僅從專業角度來看，排污企業、有關部門難辭其咎。且不說觸目驚心的污染現狀，也不說有關人士表述的自相矛盾，單就從判斷重金屬污染的關鍵指標來看，有關方面一直以地表水監測正常為由，證明排放達標，殊不知土壤檢測數據才是更有說服力的指標。僅有地表水監測結果，根本不能作為重金屬是否超標的依據。但是，當地環保部門從未做過這一檢測，也就是說，重金屬污染盡管病象沉重，但技術上的診斷工作遠未真正開始。這一方面有著本不該出現的設備缺乏原因，另一方面也為企業和有關部門推卸責任提供了遁詞。

　　清人魏源曾說：執今以律古，是為誣古。不妨續上一句，把今人的責任推給古人，是為“賴古”。雖然“不為古人埋單”的理由不值一駁，但多少也提醒人們從歷史角度審視污染問題。這么一來，歷史底牌就翻開了。長期的先污染后治理思路，累積了大量環境欠債;GDP至上的政績觀念，讓當地政府不惜以低廉的環境成本吸引污染項目，寬容甚至放任企業排污;基層環保部門的監管職能一直弱化，使防污治污工作舉步維艱……

　　如果說存在歷史原因，上述這些才是真正的歷史原因。當然，這些也是延續至今的現實挑戰。治理礦業污染，補償一方百姓，只有在追溯歷史根源、正視現實問題的反思中起步，才能找到真正病根，開出見效藥方，讓深受污染之害的樂安河沿岸百姓得以安享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