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之家網綜合消息：重金屬污染治理迫在眉睫，有色產業結構亟待調整 。近年來，有色金屬行業的環境污染事件頻頻發生，重金屬污染問題在有色金屬產業結構調整的大環境下顯得尤為突出和緊迫。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2012年要“加強環境保護，著力解決重金屬、飲用水源、大氣、土壤、海洋污染等關系民生的突出環境問題。”可見政府治理重金屬污染的決心。

　　我國重金屬污染防治已刻不容緩。多位參加兩會的代表委員建議，必須通過制定重金屬污染防治管理辦法，采取根本措施推進重金屬行業的清潔生產，建立以人群健康為核心的重金屬污染防控體系。

　　重金屬污染事件頻發　并呈現向中西部轉移特征

　　據統計，2009年-2011年3月份，我國已連續發生30多起重特大重金屬污染事件。就鉛冶煉行業而言，僅在2010年，就相繼發生了江蘇大豐、四川隆昌、湖南嘉禾、甘肅瓜州、湖北崇陽、安徽懷寧等9起血鉛事件。

　　據國家環境保護部部長周生賢介紹，2011年以來，重金屬污染事件呈高發態勢。2011年1—8月，全國發生11起重金屬污染事件，其中9起為血鉛事件。8月份云南曲靖鉻污染事件尚未平息，春節廣西龍江河鎘污染事故又接踵而至。

　　全國政協委員、國家環保部中國環境監測總站辦公室副主任溫香彩曾表示，我國重金屬污染中，最嚴重的是鎘污染、汞污染、血鉛污染和砷污染。

　　我國重金屬污染呈現出地域差異。溫香彩說，東部比西部嚴重，南部又比北部嚴重，珠三角地區形勢尤為嚴峻。另外，像湖南等有色金屬大省也是重金屬污染的重點地區。湘江是我國重金屬污染最嚴重的河流。在東南部一些區域，重金屬污染出現了比較嚴重態勢。

　　一個需要警惕的趨勢是，隨著產業轉移，原本重金屬污染只是零星分布的西北地區也開始面臨威脅。近年來，一些東部地區的高能耗、高污染項目開始往中西部省份轉移，由于中西部省份經濟比較不發達，患有嚴重的“項目饑渴癥”，對環境的監管水平和力度相對不足或主動放松，導致中西部地區的污染事故也頻頻出現。

　　全國人大代表、富潤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趙林中表示，對重金屬行業的監管不力是重金屬污染產生的重要原因。重金屬行業的投資規模一般比較大，一些地方領導往往注重于項目的引進，而忽視了對其造成的環境污染的治理，以至于“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這種被動式、救火式的治理導致污染事故屢次發生。

　　對于重金屬污染綜合防治已引起國家的高度重視，并進行了有效部署，重金屬污染綜合防治已列入“十二五”規劃。但重金屬污染治理工作還處于起步階段，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監管體系，也沒有設置專職重金屬污染防控人員編制和崗位。針對重金屬的環境監測、預警體系還不完善，缺乏設備與完備的制度，而且也沒有開展面向潛在高風險人群的健康調查和免費診療工作。事實上，很多企業雖未暴露污染事件，但已經是隱患重重，隨時可能爆發。

　　產業迅速膨脹　治理形勢嚴峻

　　有色金屬冶煉、電池生產是重金屬污染比較嚴重的行業。據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數據，2011年我國十種常用有色金屬產量3438萬噸，同比增長4.8%，是世界上最大的有色金屬生產和消費國。以鉛為例，從1995年起，中國鉛消費異軍突起，17.9%的年均增幅引領世界鉛消費年均遞增2.7%，并在2004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鉛消費國。同時，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鉛生產國。2011年我國鉛產量已達464萬噸，約占世界總產量的46%，連續19年居世界第一位。國內一大型鉛企負責人曾透露，我國鉛市場旺盛需求至少還要維持十年。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我國電動自行車社會保有量達1.2億輛，仍保持了每年2000多萬輛的增長速度。鉛酸蓄電池為電動自行車提供動力源。隨著國內外電動自行車的暢銷和新能源汽車的不斷研制，鉛酸蓄電池的剛性需求還很旺盛。在如此強勁的需求下，鉛蓄電池企業要想停止腳步是不太可能的。

　　據中國電池工業協會的數據，2011年全國電池行業累計完成工業總產值5645.35億元，主要集中在江蘇、廣東、浙江、江西、河北、上海市、山東、福建、安徽、河南等省份；產值同比增長37.5%，其中安徽、江西、江蘇等地區產值高速增長。與此相對應的是我國龐大數量的鉛酸蓄電池廠家。

　　鉛酸電池的使用壽命通常為三到五年，如果沒有被正?；厥?，會對環境產生嚴重的重金屬污染。根據中國電池工業協會的資料，2010年電動自行車產生的廢鉛酸蓄電池約80萬噸，價值近100億元。這些廢電池主要流向了非正規渠道，存在著嚴重的重金屬污染風險。不僅是廢舊電池，其他電子垃圾也是重金屬污染的源頭。

　　而我國有色金屬的冶煉、電池的生產類企業一般也是當地財政主要的貢獻者，提供的就業機會也很多，如果要采取嚴格的治理措施，企業的成本又承受不了，導致重金屬污染防治成為地方政府一個非常糾結的難題。

　　進入門檻低，許多環保不達標的企業紛紛開工。我國鉛鋅企業幾千家，規模都比較小，行業集中度差。一方面企業為了追求經濟效益，一方面地方政府為了增加GDP，忽略了居民安全，批準大量環保未達標甚至沒有任何環保設備的金屬企業進入，勢必造成污染。中國電池工業協會秘書長劉家新說，鉛酸蓄電池企業主要分布在浙、皖、粵一帶，擁有生產許可證的企業就有近2000家，沒有許可證的更是不計其數。

　　產量遠遠超過環保設備的處理水平。由于環保增加產品成本，一些企業不顧社會責任，在項目驗收后繼續上馬生產設備，日常產量遠遠大于驗收產量，且未相應增加環保設備，增量生產部分直接導致重金屬污染。據業內人士透露，這種現象在國內還比較多，即使大企業也不例外。

　　產業轉移過程中污染隨之轉移。有色金屬工業協會會長陳全訓表示，有色金屬固定資產投資逐步向西部地區轉移。據統計，2011年，西部12個省區有色金屬工業完成固定資產投資額為2060億元，同比增長43%，占全國有色金屬工業總投資額的44%，高于全國有色金屬工業平均水平8個百分點。

　　然而產業轉移過程中，污染卻沒有停止。據報道，浙江省長興縣擁有中國鉛酸蓄電池之都的稱號，其蓄電池產量占國內市場份額一半以上。2004年，就在蓄電池成為長興縣支柱產業的同時，發生了一起由兒童鉛中毒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浙江地質調查研究院對長興煤山一帶的土壤進行檢測后確認:土壤中的重金屬鎘、鉛含量已超過國家標準；稻谷中鉛含量竟已超過國家標準上限的5.25倍，而污染源就是蓄電池。隨后，長興開始大力治理鉛污染，嚴格控制污染源。2010年，長興縣公布的數據顯示，整治后的電池企業由原來的175家減少為53家。

　　被長興縣減掉的那些污染企業并沒有消失。而是被以稅收兩免一減半、土地租用前三年免費等各種誘人的招商條件招到河南、山東、安徽、江蘇、江西、福建等地落了戶。

　　治理任重道遠　措施需“給力”

　　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3月2日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一旦再發生重金屬污染事件，將對涉及的地方政府采取區域限批、約談、責任追究等嚴格措施，從根本上遏制重金屬污染事件的多發態勢。但他也表示，重金屬污染最大的問題就是長期積累形成，解決重金屬污染問題也需要有一個艱苦的過程。今年環保部還將聯合國家八個部委繼續開展重金屬污染防治專項行動，繼續對重金屬污染排放行業進行全方位的風險排查，嚴格落實各項防治措施要求，對達不到要求的企業一律停產整頓，甚至關閉企業。

　　業內人士也表示，集中整治重點區域、重點行業，對不符合產業政策的企業堅決取締，對污染嚴重和造成重大事件的企業堅決關停。加強重金屬污染源的控制和監管，嚴格把好工礦企業的選址和環評，強制重金屬污染的行業和單位開展清潔生產審核，從源頭上減少重金屬污染。

　　一、建立責任追究機制

　　趙林中建議將重金屬污染防治成效納入各地經濟社會發展綜合評價體系，作為官員綜合考核評價和企業責任人業績考核的重要內容。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專家認為，除了法律規定本身的缺陷之外，法律責任主體的不明確，導致地方政府缺乏執行環保法律的壓力和動力。要真正發揮環境保護的本職職能，有賴于相應的制度和政策作支撐，賦予地方環保部門“一票否決”的執法權。但更為重要的是，只有改變目前地方政府“唯GDP”的發展模式，環境保護才可能與經濟發展受到“同等待遇”。

　　二、加強專項環境污染與防治法律制度建設

　　趙林中建議如土壤污染防治法、重金屬污染防治法等專項法律法規建設應盡早提到日程上來。同時，考慮到重金屬污染在不同的環境介質中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建議以環境介質，即土壤、水體、大氣等為標準，分類構建重金屬污染防治法律。建立以人群健康為核心的重金屬污染防控體系。

　　中南財經大學法學院副院長高利紅表示，關于重金屬污染，并不是說以前沒有立法，水污染防治法、固體廢棄物污染防治法等立法中均有涉及，但沒有形成系統的重金屬污染防治制度體系，尤其值得重視的是關于重金屬污染的標準體系。由此導致的結果是，環境標準和健康標準之間存在脫節。具體表現是，即使環境標準是達標的，并不表明當地的人群不會受到健康危害。

　　三、盡快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鼓勵群眾參與

　　目前對環保事件的問責對象一般是直接責任人和相關責任人，當直接責任人因利益驅使縱容庇護排污時，相關責任人是不清楚的。九三學社上海建議盡快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鼓勵群眾參與。而公益訴訟組織鼓勵公民對污染源進行監督，這種情況就可以減少、避免，可盡量實現環境污染事故調查、處理的真實與公正。環境污染公益訴訟也是政府與公眾在環保問題上溝通的橋梁，可減輕政府因環境問題面臨的諸多矛盾。

　　公民可以通過環境公益訴訟組織有序參與。例如附近公民則可以采取拍照、取樣等手段成為違法排污行為最經濟、最有效的監控者。因此，要加強對公益組織的培育。

　　四、建立懲罰性賠償機制

　　趙林中建議將懲罰性賠償原則貫徹到立法規范中，降低賠償的實施條件、提高懲罰性賠償的數額，加大保護公共利益、自然環境和個體利益的力度。

　　臺盟天津葉惠麗建議引入責任保險賠償制。依據我國國情及試點經驗，應采取措施逐步建立由政府推動并與商業保險相結合的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機制。包括在環境保護的相關法律中明確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制度，明確環境污染損害賠償標準和評估依據，健全相關法律法規。據悉，相關保險產品已陸續推出，保障能力初步顯現。湖南開展試點以來，已處理環境污染責任險賠案10起，理賠金額69.18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