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中的危險古已有之，但遲至19世紀末，出于相關醫學報告的壓力，它才得到承認，繼而才有了法律上關于“職業病”的認識。

　　黃淵 譯

馬賽，1851年10月。在市長的主持下，一個全新的委員會宣布成立，成員包括來自衛生委員會的兩位醫生，此外還有礦業部工程師和路橋部工程師各一位。此前，迫于沿河地區居民的壓力，他們剛針對菲戈羅亞（Figueroa）化工廠電容器排出的鉛、銻、砷廢料完成了調研。調查結果為：“關于工廠對人體健康造成的影響，在調查過程中，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將其工人與雇員排除在外。因為誰都明白，在這種工廠中工作，工人必然會受疾病的威脅。工人每次進廠時，都很清楚會遭遇哪些風險。盡管所附的醫生證明說明菲戈羅亞工廠存在工人罹患鉛疾病的問題，但在委員會看來，這些證明的意義并不很大。”

所謂的“鉛疾病”，其實就是鉛中毒，在工業革命時期，這是工人要面對的最大災難。鉛中毒會導致全身水腫、關節疾病、消化困難，對血液、腎臟都有影響。另外，還會造成嚴重神經損害，甚至導致死亡。

　　工業革命與職業病

通過上述案例，我們對19世紀末期的職業病概念有了個直觀了解。對于來自工作中，尤其是工業生產工作中的潛在致病性，人們早已有所認識。1700年，意大利醫生貝納迪諾·拉馬齊尼（Bernardino Ramazzini）便以拉丁文寫成《論手工業者疾病》一書，1822年該書修訂并再版。《論手工業者疾病》被譯成法文是在1777年，書中揭示了各種工作環境分別導致疾病的過程。從一定程度上來說，正是工業革命在提升化工產品數量的同時，加劇了工作流程中的致病性，導致了職業病的大規模來襲。

但另一方面，卻沒有哪個部門真正負責監管此事。隨著大革命與法蘭西第一帝國的相繼而至，民眾對化學科技進步的信心，普遍超越了對于公共衛生問題的關切。而這種態度也體現在政府法令之中，相關政令自1810年10月15日頒布后，影響效力延續至1917年才告終而那也只是因為越發厲害的工業危害，影響到了工廠周邊業主的權益。對于真正勞動的人來說，還需經過一個緩慢的法制演進階段，才輪到他們有機會發言。

在此期間，那些直接暴露于危險中的工人，反倒成了附屬者，因為真正引發生產環境整改要求的，是工廠外部環境的危害。但另一方面，工人為求自保，有時候又會與沿河居民發生利益沖突，例如他們會想辦法把塵云盡可能從車間排放出去。于是在當時，職業病與環境病在法律層面上是被分開的，哪怕從嚴格的醫學觀點上來說，兩者原本同源。

　　衛生專家關心的事

但這并不意味著人們對于職業病便視而不見了。在所謂的“工業衛生”領域，那些專家不僅是醫生，還包括工程師、藥劑師、化學家和毒理學家等分別針對工人的工作條件、患病的工人、工業生產中用到的產品，加強了觀察。這些專家在相關的衛生問題決策機關中，本就屬于活躍人物(既有全國性的部門，例如工藝及制造顧問委員會；也有省級的，例如公共衛生委員會；此外還有各類學會)。自1829年起，他們借助《公共衛生與法醫學年鑒》或是之后的《衛生與衛生政策雜志》等平臺展開激辯。經過對拉馬齊尼的那套分類方法的補充或是超越，他們發展出一套可稱為“橫截式”的測量方法，以空氣質量、取暖設備、照明情況等為參數，意在改進工人的生產條件。

雖說這些行為僅停留在學術層面，但其實與當時社會上關于這一話題的強烈呼聲密不可分。多數專家都認同，應該讓工人來適應工作，而非反其道而行。但在這個共同基礎之上，一方面要關心工人的身體健康，另一方面又不能影響工業生產效率，究竟應該各放多少比重，這方面存在著上千種不同的權衡辦法。

關于工作中的預防性措施，雇主的態度或多或少取決于他們自身承擔的社會角色和家長式身份。但更關鍵的還是經濟利益：雇主是否愿意采取勞防措施，取決于衛生專家是否有能力向他們指出，保護好工人的健康，究竟能給他們帶回多少經濟利益。19世紀40年代末期，反復遭遇特大事故的鐵路公司，終于開始為鐵路工人提供醫療服務。既是為了防患于未然，也是為了能對工人的身體狀況做到心里有數。而在巴卡拉水晶工廠，相比那些工作環境危害性更大但卻沒有技術含量的工人來說，雇主更關心的是切割工的健康狀況，因為他們的手藝就是工廠的寶貴財富。

那么工人自己呢？衛生專家(也包括后來的歷史學家)一廂情愿地拿某種男子漢氣概作借口，簡單地認為，是這種想要硬充好漢的心態，促使工人“自然而然地”忽視了勞動危險，甚至有了勞防措施也對它嗤之以鼻。但事實肯定沒有那么簡單，對于危險的認識并不是絕對的：就好比現在也是一樣，它取決于人們對于危險的敏感程度，而這種敏感性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進步的。舉例來說，在19世紀由始至終的這一百年間，最初人們擔心的也只是氣味和疫氣，慢慢才推移到了粉塵。即使到了19世紀末，工會已開始向會員普及相關醫學知識，這些信息也并非始終都很容易獲得往往是意識到了有危險，卻依然搞錯了危險的來源。

而規避危險的可能性經常是很有限的。一旦某個工人采取了勞防措施，卻降低了生產效率，那就更沒有什么人愿意主動保護自己了，尤其是那些按勞取酬或是拿計件工資的工人。從這個角度來說，從19世紀直到現在，情況其實并無任何好轉。

還有一種情況，某些職業的危險性其實眾所周知，但也正是因為危險，才能拿到“補償性”的高薪。例如制帽廠的切毛工，他們要頂著汞中毒的風險作業。所以說，這種書面調查從根本上就走偏了。

　　立法與工傷事故賠償

雖然職業風險此時尚未被納入法律范疇，但卻在關于工業生產的微政治中，占據了一個核心地位。

整個19世紀，相關賠償是按照民法標準來操作的：必須要讓法庭相信，是雇主的錯誤導致了傷害發生，工人才有可能得到經濟賠償。但隨著工業生產越來越復雜化、機械化，所謂的責任概念越來越被淡化。19世紀的最后二十年中，法庭越來越傾向于工人的一方：對于那些蒸汽機爆炸時，僅僅只是因為路過而受傷的工人，怎么能把問題歸到他們身上呢？

議會也以自己的方式響應了這種新興的同情心。后來憑借《童工回憶錄》一書而揚名四海的馬丁·納多議員（Martin Nadaud 1815-1898），自19世紀80年代初便多次呼吁為工傷事故立法。而企業主的代言人，在這二十年間始終頑強抵制，因此直至1898年才終于通過了這第一條相關法令，令工傷事故賠償制度做出改變。雖然仍對事故原因眼開眼閉，但至少明確了只要是工廠中發生的意外事故，一律要做經濟賠償。不過爭議依舊不斷：一方面是雇主認為這法律損害了他們在企業中的主權；另一方面，這種一攬子賠償的做法，在勞方看來仍舊是便宜了資方，放過了事故原因不去細究。

有個議題自始至終都是焦點：能否將職業病也納入這條法令的范疇之中。通常情況下，工傷事故的傷害立時可見，而職業病的危害卻需要幾年甚至于幾十年才能顯現。

這場爭論圍繞立法展開，一直持續到了1913年。這一年，諸如朱爾-路易·布列東議員（Jules-Louis Breton 1872-1940)等工人利益代言人，將這議題帶到了議會。之前大量出現的勞動爭議，為他們帶來有力的證據。1898年，國有火柴工廠的工人，對白磷帶給他們的可怕傷害公開表示反對意見，最終獲得成功。對于這些工人來說，長期暴露在這種工作環境下，帶來了下顎遭受腐蝕甚至肌體損害的可怕后果。但之所以抗議能夠獲得成功，除了這些癥狀本身，還要歸功于已有替代產品出現以及主流媒體所給予的關注和同情。這三種因素擰在一起，之后又曾多次發揮決定性作用，直到現代工業生產中解決石棉病問題時也都是靠的它們。之后幾年，油漆工人因為反對堿式碳酸鉛而發起的數次大規模罷工，又成功延續了火柴廠工人的努力。這直接導致了從1908年開始的一系列法律規定的實施，其效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更是顯得格外明顯：先是(根據1908年4月所頒政令)對有可能遭遇鉛中毒的工人提供強制性醫療監護，之后又(根據1909年7月20日所頒法令)從1915年1月1日起，全面禁止了在油漆中使用堿式碳酸鉛。

工人運動背后蘊藏的含義十分復雜。朱迪絲·蘭霍恩（Judith Rainhorn）就曾指出過，油漆工人針對堿式碳酸鉛的大罷工，掩蓋了職業身份與“無產者”身份之間的矛盾，掩蓋了與資本主義斷絕關系的口頭說法和改良主義的實際行動之間的矛盾。工會運動從原則上就主張繼續利用薪水和工作時長做文章，反而把健康問題擺到了次要位置。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職業病風險也被一種新式的政治化做法拿來利用：和諸如社會保險等其他工人權益一樣，職業病風險也被試著拿來當作調和勞資雙方矛盾的砝碼，這種企圖尤其體現在1906年政府決定成立勞動部這件事上。

1900年，作為相關領域的鑒定與仲裁機構，工業衛生委員會宣告建立；1905年起，全國工藝委員會開始下設相關課程，稍后更建立科研實驗室。這些都充分體現出調和的做法。只有把這些變化放在世界性的大環境里來看，才能更好理解其意義所在：整個1906年，一邊是在伯爾尼訂立國際公約，規定火柴生產過程中禁用白磷；另一邊，在米蘭也出現了非臨時性的國際委員會，積極推進職業病研究。

　　模棱兩可的1919年法令

來自工人運動的壓力，再加上工人代表在議會施壓，配合上工業衛生的制度化以及涉及工人健康保護的那些“管理性”做法的出現，最終，這個問題（即關于工傷事故的1898年法令是否應將職業病也包括在內）在1913年被提到議會進行表決。這次投票僅限于眾議院范圍，而到了向來阻力甚大的參議院，直至1919年才最終獲得通過。由這一天開始，職業病終于不再僅僅是一個醫學概念，它在法律上獲得承認，受害者有權獲得相應經濟賠償。汞中毒和鉛中毒是目前公認的最為普遍的兩種職業病。

但一旦涉及這些主要的職業病，雙方仍舊需要妥協。資方以缺乏系統性為由，反對這一法令：他們希望能將各種職業病的直接誘因全部單獨寫明。而工人組織則希望能徹底根除有毒性的產品，而非出了事情再給賠償。在他們眼中，1919年法令反倒成了一種允諾：允許雇主合法地讓工人去冒職業病風險。

可以說，1919年法令只是拼拼湊湊的產物，但這個法律框架直至今天仍在發揮重要作用，于是乎它的模棱兩可性也被延續至今。既然已經認識到由于工作條件而造成的這些病癥，那就應該力求達到社會正義，促進資方未雨綢繆才對。但回顧整個20世紀，勞動保護的歷史卻并非如此清晰。在實際操作中，在區分職業病和“普通病”的過程中，更傾向于將職業病邊緣化，作為公共健康的次要問題來關心。至于資方那邊，首先是因為有了保險，可以用它來對抗職業病的風險，于是削弱了法令的促動作用。其次，自從被納入社保之后，官方報告中出現的職業病案例便大大減少，相當一部分職業病事實上被包括在了普通疾病保險制度之中。

但如今要面對的政治和經濟博弈，已經太過強大，很難再回到1919年法令的基礎上重新展開討論。從這個角度來說，作為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健保問題之一，反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那二十年中所達成的妥協，繼續在深刻地影響著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