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昨天從長沙市公安局獲悉，葛蘭素史克(中國)投資有限公司涉嫌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對單位行賄等案目前已經偵查終結，依法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目前，檢察機關正在對此案進行審查。據悉，該公司的巨額賄賂成本通過虛高的藥價，轉嫁給中國的病患人員和國家財政承擔。(《京華時報》5月15日)

一些人慣性思維中口碑良好的外企，一進入國內市場就以另類示人，學會了商業行賄、壟斷市場、投機鉆營，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通過對該案件偵辦，葛蘭素史克的灰色、黑色行徑終于展現在公眾面前。病患人員和國家財政成為“待宰的小白鼠”，從情感出發難免令人既憤怒又尷尬。環顧外企在中國的行業生態，如此操守者何止于一個葛蘭素史克？

朗訊風波、張恩照事件、德普案、西門子賄賂門等先例已然證明：“洋為中用”的外資企業并不具有天然的道德性，其在國外遵守當地法律也并非出自本性，它們有時候的循規蹈矩還是基于對規則的敬畏。在資本逐利的天性下，以較小的風險獲得較大利潤是一些外企的一致追求。當行賄成為行業潛規則之后，若不遵循就很有可能被逆淘汰。

《京華時報》在同一篇報道中提到，有藥監部門人士透露：之前由于日本政府規定，藥企嚴禁向醫生宣傳藥品信息和支付回扣，因而日本藥企在中國的業績普遍都不理想，許多重磅藥物，直到專利過期，每年也只有幾千萬元的收入。

葛蘭素史克式“商業賄賂”早有先例，何以未能得到根治？造成這種逆淘汰的市場環境是如何產生的，尤其值得追問。其間既因為權錢交易滋生灰色、黑色空間，也因為剛性有效的法治環境、治理手段在監管過程中失靈。正如專家所言，“我國在執行中是重罰受賄，而在行賄方面采取了寬大為懷的策略。”

以商業行賄為例，類似葛蘭素史克(中國)的案件一旦東窗事發，能起約束作用的只有國家工商總局于1996年頒發的《關于禁止商業賄賂行為的暫行規定》：行賄者根據情節會受到1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的罰款，并沒收違法所得，構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在對類似案件的具體執行中，針對醫生收紅包、拿回扣、開藥提成等行為，往往更強調醫生的職業操守與法律風險。治理行動也常常集中于受賄一方，而對于行賄一方的醫藥企業卻過于寬容，即便是處罰也多是“以罰代刑”。違法成本過于低廉，造成相關企業商業賄賂行為屢禁不止。

重受賄輕行賄，既會導致司法不公，也會放任受賄者陷入更深法律困境。從葛蘭素史克案中，司法、執法機關應檢視催生逆淘汰的行業生態。比企業受罰更重要的，是如何為企業創造一個動力和約束力兼具的法治環境。唐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