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草臺班子”團伙，租用民間私房充當手術室，通過網絡聯系腎臟出賣和植入對象，召集陜西“團隊”跨省開刀移植器官，近百萬牟利由該團伙瓜分……

備受社會關注的武漢“地下販腎”案近日開庭審理，庭審披露的相關細節令人震驚。

“地下販腎”：3萬元取腎數十萬元賣出

武漢市江夏區法院近日開庭審理的這起“地下販腎”案，系湖北首例“組織出賣人體器官”案件。公訴機關指控，2012年底至2013年8月間，被告鄧某、陳某等人合謀，通過給他人進行腎臟移植出賣人體器官，先后組織實施6次腎臟移植手術，其中兩起未遂。

2012年底的首次作案中，鄧某通過互聯網中介與一男子商議協定好，便組織人員一邊照看這名腎臟“供體”，同時上網搜尋“受體”。“受體”選定后，與“供體”一起經醫院體檢配對成功，鄧某就召集手術“團隊”從陜西西安趕來開刀移植。首次移植獲利17萬多元。

武漢“地下販腎”案頭目鄧某，僅在已實施的4起腎臟移植中，就收入近40萬元。主刀醫生陳某“打黑工”一次販腎開刀收入8萬元，相當于一個主治醫師大半年的工資。

案件審理中透露的不少細節令人驚訝。主刀醫師陳某竟是陜西一家公立三甲醫院的腎移植科醫師；手術“團隊”純屬草臺搭班，主刀醫生只是主治醫師，唯一的麻醉師也僅是西安一家民營醫院的麻醉醫師助理，沒有單獨實施手術麻醉資質；每次移植收費在17萬元至36萬元，付給供體的僅3萬多元；兩男子出賣自己腎臟后，還“入伙”承擔起術后看護工作，每臺術后看護每人可獲益2000元。

此案庭審現場并未當庭宣判，但鄧某等11名被告當庭表示認罪。根據《刑法》規定，組織他人出賣人體器官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器官販賣產業成鏈

辦案人員介紹，這一團伙出賣器官已形成相對固定分工：只有中專文化程度的鄧某是團伙頭目，負責租賃私房用作手術室，并購買手術器械、藥品；陳某擔任主刀醫師，在麻醉師彭某、手術助手姚某和兩名護士協助下實施腎臟移植手術；另有6人分別負責上網聯絡、租車接送、術后看護。

記者在網上搜索“賣腎”等關鍵詞后，依舊能搜索到不少征集腎源的網頁。撥打一個“有償賣腎”電話后，一名男子告訴記者，“現在抓得緊，生意不好做，但如果真想賣，做成后收入10萬沒問題，具體價格可再商量”，“我們還會組織專業的體檢和康復，保證賣掉一個腎，不會影響你今后生活。”

一位受害者告訴辦案人員，他在網上看到賣腎信息，由于債務纏身，加上聯系人一再保證賣腎沒影響，便一時沖動賣腎換得3萬多元，“但現在身體大不如前，根本干不了吃力活，賺快錢的沖動讓我后悔。”

“我國嚴格限制活體移植器官，更何況地下器官販賣移植，手術環境簡陋，對‘供體’和‘受體’都將帶來巨大危害。”武漢大學中南醫院移植中心主任醫師王彥峰說，目前全國只有160多家醫院擁有器官移植資質，其他醫療機構或個體開展器官移植都屬非法行為。

王彥峰說，相對于肝臟，腎臟移植技術相對簡單，因此成為器官販賣“重災區”。一些人受經濟利益驅使，倉促賣腎后出現身體機能受損；受體接受移植的腎臟，功能與質量難以保障，“尤其是手術中一旦出現意外，能否搶救都存在問題”。

來源稀缺需求旺 加強引導從嚴管理

據辦案人員介紹，我國自2011年將“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罪”入刑，公安、衛生等部門加大聯合打擊后，有效震懾“地下販賣器官”亂象，但仍難有效遏制。

人體器官來源稀缺，需求旺盛，是器官販賣在部分地區猖獗的主因。負責登記器官捐獻的中國紅十字會數據顯示，我國每年大約有30萬各種臟器衰竭患者登記器官移植，每年可完成器官移植手術約1萬例，供需比為1∶30，缺口巨大。

一些業內人士介紹，我國移植的器官來源途徑主要是逝者捐獻、活體捐獻與死囚捐獻。近年，死囚捐獻器官來源有所減少，活體捐獻不宜大規模開展，加上受傳統觀念影響，我國公眾捐獻器官比例較低，致使器官移植供需缺口進一步擴大。

“人體器官供應不足得不到解決，器官買賣就必將長期存在。”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副研究員劉長秋表示，應當采取各種有效措施努力推動人們轉變倫理觀念，增加身后器官捐獻，如做好相關公益宣傳，倡導和鼓勵黨員干部捐獻遺體器官，在遺體捐獻方面采取必要的激勵措施等。

做好器官捐獻工作之余，更應加大對器官買賣的打擊力度，尤其是加強對器官移植從業醫師的警示管理。王彥峰說，器官活體移植需要相應技術門檻，因此管好醫護人員環節，就能有效減少器官販賣現象的出現。應在相關法律法規中，加大對參與器官買賣移植的醫護人員的處罰力度，一旦查實立即吊銷行醫資格，從嚴從重判處刑期，“相信絕大多數醫生都不會、不敢去觸碰器官販賣這根高壓線”。(記者熊金超、李勁峰、馮國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