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一名年輕人走入招工輔導學校。新京報記者 邵世偉 攝

近期，上市公司中石油旗下最大的、最“古老”的油田公司——大慶油田出臺新招工政策：老職工的子女如畢業于“二本”非石油專業或“三本”將無法直接“接班”，而要通過考試。部分職工及其子女集體表示反對。這是那個以王進喜為標志的激情迸射、高歌奉獻的遙遠年代，與推崇現代企業管理制度的當下時代的一次對撞。

一邊是現代企業科學用人的制度合理性；一邊是半輩子奉獻體制，體制曾“包辦一切”的歷史合理性。這次對撞也許預示著超級國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之路的復雜與漫長。

“這場考試比高考還重要。”4月里發生在中石油大慶油田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大慶油田)大樓前的集體意愿表達沒有取得效果，24歲的顏璐(化名)只得恢復了中學時的作息。每天上午7點起床，晚上12點睡覺。未來的一個月里，她要復習7科考試內容。只為了考回油田，穿上父母身上的紅色石油工人制服。

一個月以前，顏璐和她的家人們覺得這場考試對他們而言是不公平的。為此，老職工們從4月8日起，持續半個月在大慶油田大廈前表達他們的反對。

反對，是因為大慶油田今年改變了對于該公司職工子女“包分配”的政策：部分“二本”和“三本”院校的子女不再像過去那樣隨時可以上崗，而是需通過委托培訓一年的方式，擇優錄取。

“我們是石油子弟。”顏璐和她的同學們告訴新京報記者。這是他們引以為豪的稱號。這稱號不僅意味著榮譽——他們是王進喜等“石油大會戰”前輩的后代；更意味著相對優越的境遇——上世紀90年代，國企改革浪潮席卷全國時，大批國企職工被迫下崗走入社會，而油田職工卻只有少部分買斷工齡，大部分職工收入穩定增長至今。大慶也因此成為這些國有企業職工心中的世外桃源。

2014年大慶油田變革招工制度，對三本和部分二本職工子女進行招考的消息傳出后，大慶的近千名待業青年、應屆畢業生以及他們的家長組成了廣場上這支反對隊伍。在他們看來，“到油田公司工作就像回家那樣理所當然”。

回到大慶

就讀于某“三本”院校大四的顏璐本打算回大慶油田工作，但新招工政策令其必須先考試

在2014年4月7日前，顏璐一直認為自己四年在外的求學就是為“回到大慶”而做的準備。

顏璐在哈爾濱一所“三本”院校讀工商管理專業，今年大四畢業。當其他同學為就業奔波時，她拒絕了北京一家廣告公司月薪4000元的工作，“從沒想過找工作的事”。顏璐琢磨的是大慶哪個井隊附近飯店更多，仿佛她已經成為這個大慶油田正式的一員。

教育部2014年統計數據顯示，今年全國各大專院校將有727萬應屆生，比去年增加近30萬，而去年的應屆生初次就業率為71.9%。顏璐曾陪著同學參加過招聘會，現場烏泱烏泱的人群和爭搶著投遞簡歷的場面嚇住了她，相比同學，當時顏璐覺得自己十分幸運。

如果沒有招聘改革，顏璐這樣的大慶石油子弟顯然不屬于龐大的求職隊伍。“油田能不管自家的孩子嗎？”顏璐的母親說。

此前，大慶油田對于畢業于本科院校的職工子女，幾乎是照單全收。最夸張的是2006年，油田錄用了前來應聘的所有油田職工的子女——只要年滿18歲。大慶人稱之為“大兜底”。

然而4月7日，一份招聘改革的詳細通知被傳達至大慶油田各子公司，根據新的招聘要求，就讀于“三本”院校的顏璐無法直接被錄取。

“就好比晴天霹靂。”顏璐告訴新京報記者。

顏璐祖輩、父輩為之揮灑了青春的大慶油田1960年投入生產建設，1963年便形成600萬噸生產能力，在物資匱乏的年代，大慶幾乎舉一城之力供應了全國過半石油需要。以鐵人王進喜為主人公的石油大會戰故事更是在全國傳頌。

顏璐不知道的是，就在她讀大學期間，大慶油田的盈利，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2011年，公司的盈利曾達到700億峰值，此后則下滑至2013年的573億元。

4月7日晚上，顏璐與母親盡力壓低哭聲，參加過“石油大會戰”的奶奶就住隔壁，老人身體不好承受不起刺激。

4月8日早晨8點多，顏璐和母親來到了大慶油田大樓前。到了之后才發現，顏璐許多中學同學和他們的家人，都一塊來了。

雖然油礦工作艱辛勞累，大慶油田新職工4萬余元的平均年薪也并不算很高，但家長和孩子們看中的是穩定的生活和待遇。

“必須考上”

招工考試輔導班里，有多次沒通過考試的年輕人，也有頭發花白的年長者，他們為了成為油田的一員而學習

5月6日，如4年來每個平凡的日子，24歲的高哲在輔導班上課。老師正在講閱讀理解，文章是池莉的《收藏幸福》。黑板上方還貼著前年留下的勵志標語：“試想2013年油田不再招工，因此2012年我們必須考上！”

大專畢業的高哲參加的是針對非應屆畢業生的招工考前輔導班。從2008年油田實行招工考試起，各種考前輔導班便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在大慶市的各個街區。輔導老師鄭連友告訴新京報記者，類似的輔導班在大慶有數百家。

從“大兜底”到2008年的招工考試改革，一位大慶油田管理者認為深層次原因是中石油的利潤下滑和用人成本的上漲。根據中石油的年報，中石油的員工成本從2004年起一路走高，而利潤則從2006年中出現下滑。

另一名大慶油田管理人員介紹，大慶油田一直喜歡招本科生，2008年起的招工考試針對的是非本科生，本意是為了提高員工基本素質，但推行起來阻力重重。由于家長不斷地抗議，招工考試試題始終局限在語文、數學兩科，考試內容也僅為高中例題難度。

輔導班的師生們對此心知肚明，輔導中偶爾遇到稍難的內容，老師便會安慰大家：“這個超綱了，不考。”

輔導班上認真聽課的人不多，高哲正在和輔導班上新交的女友說悄悄話。他幾乎每上一次輔導班就交往一個新女友。“每年女友招工一考上，轉身就跟我分手。”高哲說。由于屢考屢敗，這已經是高哲上的第四次輔導班了，6個月的學習結束后，他將參加今年7月的招工考試。

據熟悉大慶油田人力資源的內部人士介紹，目前公司職工子女中待業人數約為2萬人。通過招工考試成為油田職工，是他們中大多數人的目標。

頭發花白的林水江(化名)已經是第3年參加大慶油田的招工考試輔導班了。在滿是年輕人的班上，穿著破舊工裝的他顯得格外突兀。他幾乎是班上聽講最認真的學生了，有那么幾次他還猶豫著舉起了手準備提問，但最后還是放下了。

作為“會戰工人”的兒子，年輕時林水江本可以成為油田職工，但他選擇進了印刷廠，“我喜歡看著一份份報紙被印出來。”

改變林水江生活的是兒子的不滿，開出租車的兒子從工作起就埋怨林水江令自己丟掉了油田子弟的身份。乘客大多是油田公司職工，早8點上班，晚5點下班。這讓每天早上5點便出門拉活，時刻擔心份子錢的林水江的兒子格外羨慕。

油田子弟的身份一代代繼承。林水江的兒子覺得，如果不是父親年輕時的“任性”中斷了繼承，自己本也該是乘客中的一員。

已近半百的林水江必須自己先回到油田，才能令兒子擁有油田子弟的身份。3年來，林水江的生活便是在日復一日學習語文、數學中度過的。“我成了老待業青年。”林水江說。

課間，高哲站在黑板前，像演講一樣高聲說：“油田有什么好，早該被淘汰了！我們沒有生活，我們是父母的木偶，這一輩子就這樣了！”

“贊一個！”講臺下幾個同學一起喊。

林水江沒有抬頭，他還在看卷子：二次元、橢圓、函數，一個個數學公式對他來說如此陌生。他長久地坐在書桌前盯著試卷，嘆氣道：“同學，能借你的給我抄一下嗎？”

第一年參加考試，林水江被攔在了考場大門口，“他們都以為我是學生家長”。那一次，他語文得了70多分，數學交了白卷。

5月6日輔導班下課后，林水江趕回家給兒子做飯，高哲和幾個同學則相約到附近的“風暴”慢搖吧喝酒。過去的幾年里，大多數夜晚他們都如此消磨。喝多后，幾個待業青年癱坐在路旁，望著遠處發呆。

待業青年

油田職工說，“大慶只有兩種工作：市政和油田，其他都是待業。”

“大慶只有兩種工作：市政和油田，其他都是待業。”2000年買斷工齡的油田職工李衛紅說。

4月的這場反對中，有一群年輕人始終遠遠地站在人群后面，像是一群看客。他們就是李衛紅口中的待業青年。與應屆生不同，他們一方面是希望油田再一次“大兜底”招工；另一方面則是“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但被父母逼著來鬧一鬧”。

高哲的反對表達十分“敷衍”。他只在頭一天去了次廣場，還遠遠地站在人群后面，用微信和女友聊天。“只是為了給父母看。”高哲說。

高哲高中畢業后，去北京打工，一個月掙4000多元。但在油田職工的父母眼中，“打工能算工作嗎？”母親不斷催他回大慶，有幾次甚至在電話里哭了起來。

類似的遭遇在待業青年中屢見不鮮。李衛紅的女兒陳然對去油田工作興趣不大，她曾瞞著母親去大慶市的汽車4S店當銷售。李衛紅得知后哭了起來。孩子們對理想的嘗試在家長們看來幼稚而可笑，“以后他們會知道一份安穩的工作多不容易。”李衛紅說。

李衛紅用現實教育女兒：不進入油田連對象都找不到。不久前，萬達廣場正在舉辦大慶首屆萬人相親大會，商場里立滿了寫著未婚男女資料的展板。李衛紅注意到，擇偶要求和基本條件一欄基本都差不多：油田公司職工。

被母親從北京勸回來后，高哲在大慶市的求職每次都以失敗和冷眼告終。一次他到經六街的歌廳應聘保安，對方一看身份證便拒絕了他：“不要油田子弟。”

工作半年后，陳然所在的4S店業績總結，本以為銷售額名列前三的自己會得到嘉獎，沒想到老板對她說：“下半年你去前臺吧，反正一招工你們就會走。”

經六街一家歌廳老板告訴新京報記者，大慶私營企業普遍不愿意招收油田子女，一是因為只要招工考試通過了，油田子女便會立即辭職離開；二是因為許多油田子女不能吃苦，好逸惡勞。

四處碰壁的高哲苦笑道：“擺在待業青年們面前的似乎只剩下招工一條路。”

從北京回大慶后的4年，高哲報名招工考試四次、落榜4次，交了6個女友，課余打了5、6份零工。今年如果再考不過，他說：“明年再考。”

這幾乎是輔導班上所有“待業青年”的答案。5月6日，輔導班的語文課上，《收藏幸福》最后一道閱讀理解題講完時，老師問：“同學們，幸福是什么啊？”

“考上唄。”林水江大聲回答。

父親走過的路

大慶油田渴望打破封閉的用工體系，并因此設置了考試門檻；顏璐渴望走上父親走過的路，必須跨過這道坎

顏璐的母親有個希望，她希望“祖祖輩輩”都能生活在這6000平方公里的油田上。

1960年，顏璐的爺爺、奶奶來到大慶參加石油大會戰，那時的大慶還是一片荒沙野嶺。從懂事起，爺爺便對顏璐講述大會戰的故事，“忍饑挨餓沙當面，天寒地凍雪作床”，這是每一個石油子弟都耳熟能詳的句子。

每個石油子弟與大慶油田都有他們特殊的感情鏈條。

對于顏璐這個“油三代”是“奶奶給王進喜送過飯”。對于14年前買斷工齡的周秀麗則是紅色的油田公司制服，她已脫下這套衣服多年，如今期盼著女兒能穿上這套衣服。

雖然從1986年10月1日起，國家規定國營企業招用工人，“面向社會，公開招收，全面考核，擇優錄用”，廢止子女頂替等制度。但在大慶，這一制度從未產生過實質影響。從這個意義上，大慶油田像是計劃經濟招工體制最后的“孤島”。

在2002年、2006年，大慶油田便曾爆發過和今年類似的集體反對。壓力之下，大慶油田這兩年都對待業青年進行了“大兜底”招聘。

盡管2008年實施了對本科以下職工子弟的招工考試，但油田職工介紹，隨著近年來大學的擴招，讀個“三本”已并非難事，因此當年的招工改革影響范圍有限。

今年大慶油田針對職工子女的用工政策又有了調整：“一本”和“二本”石油相關專業的應屆畢業生，基本會被直接錄取；但“二本”非油田相關專業、“三本”的應屆畢業生則無法直接上崗就業，而要委托大慶技師學院對該類畢業生“委培”1年，隨后再擇優錄取。

一位大慶油田管理人員介紹，招工考試的目的在于提高職工基本素質。多數情況下，“一本”、“二本”石油專業的學生分到管理崗位，而“二本”非石油專業、“三本”的學生往往分到操作崗位。公司發現，后者在理論、技能方面都往往無法達到油田對“操作崗位”的要求，油田為此進行招工調整，以保證后者上崗后更快適應工作。

部分大慶油田職工認為，中石油效益的下滑是此次招工改革的背景，“國家有關部門出于對中石油的企業性質和利潤考慮，要求中石油用工數量要從之前的180萬降至140萬，但每年的用工遞減還不能達到這一要求。”

今年大慶油田應屆生招聘中，外地戶籍占比超過90%。“我們正是要打破這種封閉體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慶油田中層領導介紹。

然而，大慶油田管理層的種種努力，并無法說服部分職工和他們的子女們。

采油機的頭越擺越慢，鉆井機也越鉆越深，父母們并非不清楚大慶油田效益在不斷下滑。“但他們不在乎”，高哲說，父母們認為，“哪怕是倒閉前一天進去了，油田就能管你下半輩子飯吃。”

4月8日上午，大慶油田大樓前。反對者李衛紅在人群中喊道：“老子打下的江山，為什么不能讓小輩來繼承？”

當天離開時，有人唱起了幾乎每個大慶油田職工都會的一首歌，《再筑時代鐵脊梁》：“父親走過的路啊，依然飄酒香；父親走過的路啊，依然歌聲揚。”

顏璐也坐著公交回到她位于薩爾圖區新村7區的家，一路要路過大慶采油科技館、大慶油田歷史陳列館以及無數轉動不停的采油機。這正是她父親上班的路。

出大慶記

王垚覺得回大慶就像穿越到一部以20年前為背景的電視劇里；和他一樣的年輕人渴望離開大慶探索更廣闊的天地

當顏璐渴望進入油田系統而不得時，當高哲這樣的待業青年們在努力子承父業時，李菲(化名)等另一部分大慶油田子女選擇離開，離開油田，離開大慶。

李菲從小喜歡唱歌、跳舞，她曾數次和家人提起將來想去當演員。“父親罵我是不孝女。”

讓李菲失望的不僅是家人、朋友的生活狀態，也是大慶這座城市的氣息和面貌，她覺得這座城市不斷變化的只有人口數量和GDP數字，人們談論的話題和20年前毫無區別。

2010年畢業后，李菲外出打工。4年里，每當她遇到困難，父親都會說這是沒有參加招工導致。

有一次回家探親，李菲興奮地告訴大伯，這一年她拼命努力做事，賺了不少錢。但大伯沒等她說完就直接打斷：“你打算什么時候參加招工？”

在老職工們看來，離開大慶的多是失敗者。“出去沒幾個收入比在家多。”周秀麗說。2008年全國人均GDP統計數據顯示，大慶人均GDP為8.13萬元，位居東北地區第一，遠超第二位的大連。而相對于大連動輒過萬的房價，大慶中檔小區的房價只有五六千元每平米。

直到李菲轉型做歌手、模特，不斷收入穩定且優厚后，她與父親的這場戰爭才算告一段落。但李菲清楚，這只是暫時的停戰，在這場背叛大慶的出走中，她并未最終獲勝。安穩的生活，這一誘惑時刻準備再次向她襲來。

選擇“背叛”的不止是李菲，還有更多的年輕人。4月后，父母便不斷催促大四的王垚準備參加油田今年針對應屆“三本”學生設置的招工考試。“論文糊弄一下就行，趕緊準備油田招聘。”父親對王垚說。

父母的決定，讓王垚覺得自己喪失了未來的種種可能。王垚覺得每次回大慶都像穿越到一部以20年前為背景的電視劇里，和外面的世界格格不入。不愿讓父母傷心的他準備故意考低分不通過考試，“這樣才能出去闖一闖”。

23歲的董程明在廣東一所三本院校上大學，他也拒絕了父母讓他回到大慶的要求。父親認為在三本院校就讀編導專業的兒子不可能找到工作。而董程明準備去劇組當一名場記，“餓不死就行”。

今年4月，李菲的父親再次勸告她回來招工，“這可能是最后一年招工了”。

“那這就是我最后一次拒絕了。”李菲說。

5月9日，李菲回到大慶參加姐姐的婚禮。婚宴上滿桌的話題都圍繞著招工、待業、石油公司。偶爾還會有人用憐憫的目光看看李菲，感嘆在外生活的艱辛不易。

酒店外不遠，是遍布大慶各處被稱為“磕頭機”的采油機，正一上一下地運作著。李菲說，如果留在原地，這將是他們人生的象征。“只能一下下對命運磕頭。”

□新京報記者 邵世偉 實習生 曾慶雪 黑龍江大慶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