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武岡農民艾紹金，為上低保，將生活無法自理的妻子鄧元姣拋到鄉政府辦公室里。數日后，鄧元姣去世。艾紹金一家的低保到底為何申請不上？是當地政府在低保認定上存在問題，還是他家的困難程度確實不夠？

記者趕赴當地調查。

為啥吃不上低保？

湖南邵陽武岡市晏田鄉向東村坐落在大山的半腰上。山間多霧，霧中的村落，如同一道待解的謎題。

艾紹金的家是一棟外墻簡單涂抹了水泥的紅磚平房，一層、三間。客廳正中是鄧元姣的遺像。客廳兩旁，各有一間房，胡亂擺放著雜物和破舊的衣服。兩間房各有一張床，床上連被褥都沒有。艾紹金說，他就住在這里。

然而，這間房的左側，是艾紹金兩個兒子新建的紅磚樓房，大概5間寬、蓋了兩層，尚未完工。新房子的二層還沒裝窗戶，留著3個大窟窿，外墻還是光禿禿的，什么都沒刷。但是相對于村里不少破舊失修的磚瓦房、木頭房，也算得上中等的房子了。

艾紹金說，兩個兒子現在又去外省打工了。幾年前，一共生下兩個孫子和兩個孫女后，兩個兒媳婦相繼離開了這個家。

“沒有低保，就活不下去了。”艾紹金說。他說，現在家里連糧食都沒有。媳婦到鄉政府每天能管一頓飯，“當時如果給我50元，有錢去買米吃，就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然而，當地村民徐繼田卻透露了一個細節：艾紹金3次“拋妻”，都是租他的車，車費每次200元，到地即付。艾紹金向記者證實，確實為了租車花了600元錢。

武岡市民政局認為，艾紹金家兩個兒子外出打工，大兒子月收入3000元，小兒子月收入2400元。這些情況都是艾紹金以前自己提供的。此外，艾紹金家還種了5畝地。合起來算，他家里共有9口人(鄧元姣活著的時候)，人均月收入達到600多元，遠超當地人均月收入165元的低保線。武岡市民政局副局長蘇是全還說，除了月收入超標以外，艾紹金家還有彩電、洗衣機、摩托車以及牛、豬等牲畜，并不符合低保標準。

對于民政局的說法，艾紹金不同意。他說，去年旱災，家里只收了1000多斤玉米，喂牲口都喂完了。大兒子打零工，收入只夠孩子上學和自己糊口。小兒子月收入只有1800元，每個月只給家里寄200元。而且，剛修的新房花光了兩個兒子的積蓄。去年老伴癱瘓以后，家里情況雪上加霜。

在艾紹金家中，記者看到了彩電、洗衣機以及摩托車頭盔。艾紹金也承認，家里養著牛和豬。而根據民政部的有關規定，低保的認定標準包括“家庭財產”，新房等顯然在其列。

邵陽市有規定，因病、因殘、因喪失勞動能力，或者因生存環境惡劣導致家庭陷入貧困需要救助的，可以享受低保。艾紹金一家，是否屬于妻子大病之后，陷入貧困亟須低保呢？

蘇是全說，去年4月，鄧元姣因腦溢血住院，花費醫療費43716.32元，新農合報銷30123.79元，艾家自己承擔13592.53元。“他家的情況并沒有嚴重到需要納入低保。但是鑒于他家確實困難，政府給他發放了2500元的臨時救助款。”

對此，艾紹金表示，自付費用不止13000多元，得有18000多元，對于其他數額，他沒有異議。

那么，兩個兒子的收入究竟是多少，給家里能補貼多少呢？

記者提出聯系艾紹金的兩個兒子。艾紹金說，大兒子沒有電話，他也沒有二兒子的電話號碼。

低保跟超生掛鉤沒？

在武岡，低保分了3個檔次：90元、105元、115元。低保按人頭發放。如果艾紹金家評為低保戶，他家按9口人算，每個月可以拿到810元、945元或1035元。

艾紹金說，政府不給低保，開始也沒說他家收入高、不夠格，只是說他家超生。他說：“2008年開始，我給二嫂申請低保，一直沒申請上。去年老婆出事了，我才開始給我家申請。但是村里和鄉里一直說二嫂和我家都超生，不能領低保。”

對于艾紹金一家的情況，村支書彭蘭英認為，村里低保戶，絕大多數都比艾紹金家困難。低保戶是黨員小組投票選出來的，大家不選他，是覺得他不夠困難。

彭蘭英、村主任鄧向東、晏田鄉人大主席馬清平都告訴記者，當地沒有低保掛鉤超生的政策，只是村里的黨員代表、小組長們會覺得，超生違反國家政策，所以評選低保時，會不投超生戶的票。當問及向東村的低保戶里有沒有超生戶，彭蘭英和鄧向東態度模糊，最后都說：“不太清楚。”

武岡市政府表示，從湖南省到邵陽市再到武岡市(縣級市)，都沒明文規定低保和計生掛鉤。民政局副局長蘇是全說，在實際操作中，如果低保戶超生，基層工作人員會視作其有隱形收入可以負擔生育成本，可能會影響享受低保。

武岡市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干部說，當地計生工作壓力很大，不少基層工作人員誤解了省上“超生者不能享受民政獎勵優惠政策”的條款，認為低保也是優惠政策，但這是錯誤的。

記者采訪時，武岡市市委、市政府和民政局表態：基層若存在低保和計生掛鉤，屬于工作偏差，要馬上糾正。低保方面若有違規，將予以糾正并嚴厲追責。

死亡責任如何認定？

鄧元姣的死因，艾紹金一家和當地政府至今沒能達成共識。

法醫的尸檢報告認為，家屬不同意尸檢，所以無法確定顱內出血的性質。“不用尸檢，看監控就能知道了。”艾紹金說，“我一直要求看監控，但是他們不給我看。”

在鄧元姣出事的辦公室，并沒有監控。只有鄉政府大門口有4處監控。所以監控并不能提供死亡的具體原因。死亡現場已經無法還原了。但雙方已經簽訂了調解書。調解書顯示：經調解，當地政府以困難幫助金的形式，補助了4.6萬元。艾紹金和兩子一女，都已簽字表示同意。

因處理不力，當時的晏田鄉黨委書記何雪峰已被免職。

但是，將鄧元姣棄于此地的，是她的丈夫艾紹金。當時，鄧元姣除了癱瘓、沒有生活自理能力外，已經口不能言，無法表達自己的意志，只能聽從丈夫的安排。有鄉政府干部告訴艾紹金，你把老婆扔在這里，出了事要負法律責任的，把她接回去吧。艾紹金拒絕了。

武岡市檢察院副檢察長李曉清說：“公安部門仍在調查，沒看到全部材料之前，我們不能先下判斷。等公安部門把材料報送我們，我們綜合所有材料的情況，才能決定是否應該以‘遺棄罪’提起公訴。”

京劇《宋士杰》中，訟師為告狀者寫狀紙，往往要加上幾筆夸大情況的話，這叫“牛吃房上草，風吹千斤石；一字入公門，不賴不成詞。”

藝術源于生活。現實中，有這樣一條路線圖：“訴求者以非常手段‘維權’——輿論一邊倒施壓——政府被迫滅火”。這樣“維權”，社會成本巨大。非常手段本身會造成不可測后果，破壞正常路徑，還會鼓勵“大鬧大得”。因為不盡屬實，每次“悲慘故事”的傳播，對政府公信也都是不小的傷害。

事態的復雜性在于，維權者往往有令人同情的身份，有可憐憫之處，也不乏合理訴求。所以，必須條分縷析，還原事實，辨別“賴詞”和實情。既要充分考慮到其困難情況，滿足合理的權益訴求，又不縱容過分的個人欲望。這為社會治理提出了新的課題。

——編 后

本報記者 蔣云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