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杭州5月23日電(見習記者 張駿)“別建在我家后院！”近年來，受鄰避效應的影響，人們開始重新打量自己生活的環境，警惕地對任何有可能對居住環境帶來負面影響的工業設施，都保持著極大的敏感。

日前，浙江杭州余杭區九峰垃圾焚燒廠項目受到了格外矚目，5月10日，爆發了項目公示以來最大的沖突，幾千民眾涌向擬建地，一度封堵了02省道和杭徽高速公路。期間，甚至發生了打砸車輛，圍攻毆打執法管理人員的事件，警民雙方均有人員受傷。

連日來，中新網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多名垃圾處置專家都對垃圾焚燒技術表示了足夠的信心。不過，他們對后續的監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術不是問題，關鍵是如何執行到位，如何運行、管理和監督。”

針對“鄰避效應”產生的對抗，專家反復強調公開透明，亟需在城市剛性需求、區域環境保護和各方利益主體這三者之間找到一個合適的平衡點。

“垃圾圍城”并不是危言聳聽

在很多人看來，垃圾走出家門，扔進垃圾桶，環衛工人收走后就不再回來。對于“垃圾圍城”，大多數人們并沒有直觀的概念。

事實上，被稱為“人間天堂”的杭州，正飽受“垃圾圍城”的威脅。

據杭州市城管委統計，2013年杭州市區生活垃圾產生總量308余萬噸，僅此一年的垃圾量，就能填滿五分之一個西湖。并且，主城區的垃圾還在繼續以每年10%的速度增量。

根據《杭州市生活固體廢棄物處置監管報告》，今年一季度，杭州每天平均產生生活垃圾8400噸，3月最高日生活垃圾處理量超過1萬噸。

杭州市生活固體廢棄物處置監管中心業務監管科科長張國范擔憂的是，杭州市整體的垃圾處理能力嚴重不足。目前杭州兩座垃圾填埋場加上四座垃圾焚燒廠，總共的垃圾處理能力為6200噸/天。

“剩余2000噸的缺口只能填埋。”張國范表示，垃圾焚燒廠的處理能力是剛性的，無法增加，所以剩余的垃圾只能通過填埋暫時解決。

由此，承擔著處理杭州市生活垃圾的重頭任務的天子嶺垃圾填埋場，出現了超過70米的垃圾堆體，比西湖邊的六和塔還要高。

“天子嶺填埋庫區在規劃建設時，預計可使用24.5年，但按現在垃圾的增長速度，要不了5年就會全部被填滿。”杭州市環境集團副總經理張海華憂心忡忡。

龐大數量的生活垃圾何去何從？

城市也需要“衛生間”

垃圾圍城警報已經拉響，杭州擬在余杭區中泰街道周邊規劃新建九峰垃圾焚燒項目，計劃日處理垃圾3000噸，目前正處在選址論證階段。

“迫在眉睫。”采訪中，無論政府工作人員還是專家學者，對于垃圾處理項目的建設都表達了迫切的心情。

不過，該項目還是受到了多方質疑。大多數人對于垃圾焚燒廠有著莫名的恐懼和抵觸，他們擔心污染，擔心致癌物、擔心臭氣熏天、擔心房價下跌……

5月10日，九峰垃圾焚燒項目擬建址及附近地區，聚集上千居民，表達反對情緒。在封堵02省道和杭徽高速公路后，現場居民與警方發生強烈沖突，期間，有幾十名民警、輔警、群眾有不同程度受傷，數輛車輛被砸，其中包括警車。

杭州市公安局副局長邊衛躍表示，這起事件已從原來的表達訴求轉變成聚眾破壞交通秩序、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等嚴重違法犯罪活動。

而這一切源于當地居民對垃圾焚燒技術的不信任。

不過，在住建部科技委委員、上海環境院院長張益看來，垃圾焚燒其實并沒有那么可怕，“垃圾焚燒是國際上人口比較密集，經濟比較發達，人均土地比較貧乏的國家或者城市處理垃圾的主流技術。”

張益表示，就像一個家庭必須要有衛生間，一座城市也必須要有垃圾處理設施。否則就會出現“一三七”現象：一天不清運垃圾，收集點堆滿垃圾；三天不清運垃圾，滿街都是垃圾；七天不清運垃圾，只見垃圾不見人。

張益認為，從技術而言，垃圾分類不是垃圾焚燒的前提或必要條件，焚燒是一種適應處理混合垃圾的典型技術。并且，進入焚燒爐前，含水率較高的生活垃圾經過5至7天的堆放瀝水，瀝干水分的同時經過自然發酵，產生助于燃燒的沼氣。

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陳勇長期從事環境與能源交叉學科方面有機廢物的應用基礎研究和技術開發工作。他直言，在學界，垃圾焚燒一直有爭議，但技術一直在發展。“其實，技術上已經沒有問題了，關鍵是愿不愿意投入，有沒有偷工減料？政府要加強監管，企業要自律。”

張益說，“我從事垃圾處置工作30多年，沒有發現一個垃圾處置廠的職工因為接觸垃圾而得癌癥的。”他強調，如果垃圾焚燒廠達到歐盟2000的排放標準，落到地面的二惡英物質需連續累積數萬年才可能致人中毒。

垃圾焚燒廠究竟什么樣

幾尾錦鯉在一眼見底的水池中悠閑搖尾，緊貼著魚池的是近3千平方米的垃圾卸料大廳，側旁一整排的灌木青蔥碧綠。“養魚和澆花的水是中水回用，都是經過處理的垃圾滲濾液。”在高級工程師盧圣良看來，這是對廣州市第一資源熱力電廠二分廠安全運行，環保不污染最直白的辯解。

日前，記者前往廣州市第一資源熱力電廠二分廠，對垃圾焚燒廠究竟長什么樣，一探究竟。

從廣州白云國際機場驅車約50分鐘到達李坑，穿過一條林蔭小道，一棟明麗的建筑出現在記者眼前，空氣中聞不到垃圾腐敗的味道。

廠區門口，巨大的LED屏上顯示著氯化氫、二氧化硫、一氧化碳、氮氧化物、煙塵等專業數據，后頭還有跟國標的對比，數據都低于國標。

高級工程師盧圣良全程參與了廣州市第一資源熱力電廠二分廠的選址與建造。這棟占地約7萬平方米的龐大建筑將垃圾焚燒運行與參觀展示結合在一起，室內，碩大寬闊的透明玻璃替代了部分磚墻。

與杭州一樣，廣州平均每天產生1.8萬噸左右的垃圾產生量，且處于增長態勢。去年6月份，廣州第一資源熱力電廠二分廠投入使用，每天可以處理垃圾2250噸，按照規劃，到2018年，廣州將有7個垃圾焚燒廠投入使用。

盧圣良帶著記者來到卸料大廳，16扇大門背后就是垃圾池，這里更像是熱力廠迎接垃圾的“會客廳”，每晚7點到次日上午11點，垃圾車將城市里的垃圾接送至此。

盡管靠得很近，記者使勁聞了聞，還是沒聞到熟悉的垃圾臭味。“垃圾池里是負壓，臭氣排不出去。”盧圣良笑著說。

通過從二樓一面巨大的玻璃，垃圾處理池蔚為壯觀，幾座十幾米高的垃圾山堆放在池中。盧圣良說，整個垃圾池有96米長、23米寬、13米高。被運至此的垃圾將根據天氣狀況，呆上幾天，“連續晴天，就堆放3—5天；雨天，就放個5—7天。這么做一是晾干垃圾里的水分，二是讓微生物發酵，燃燒更充分。”

垃圾池上方是巨大的垃圾抓斗，這些張開時寬度有5米的抓斗負責攪拌垃圾，又能給焚燒爐“喂食”。期間，垃圾產生的臭氣也沒有往外跑，他們被抽風機抽到焚燒爐膛，發揮余熱。

“你是不是想問焚燒產生二惡英怎么處理？”盧圣良說，這個已經接待超過2萬人參觀的垃圾焚燒廠，力求把垃圾焚燒完整的過程透明呈現在每個參觀者眼前。

學界公認，焚燒溫度達到850℃以上，保持時間超過2秒，二惡英就能被分解，達到歐盟2000排放標準。

盧圣良說，爐膛里有3層共15個探頭實時感溫，讓爐膛溫度控制在850℃以上的溫度。另外，通過充分進風，形成漩渦，確保達到2秒以上的充分燃燒時間。

在燃燒的過程中，還通過先后采取噴灑霧狀氨水、石灰水噴霧、活性炭噴射、布袋除塵器等措施和設備處理一氧化氮、二氧化氮等有毒氣體，最后排出去的，就只剩下氮氣、氧氣、水蒸汽等。

盧圣良告訴記者，垃圾燃燒不僅僅只把垃圾燒掉，燃燒過程中產生的煙氣溫度很高，高溫煙氣經過熱交換裝置，將水加熱成蒸氣，推動汽輪發電機發電。

“每天焚燒垃圾2000多噸，可以發電約80萬度。”盧圣良表示，廣州平均每百戶家庭，就有兩戶可以完全使用垃圾發電。

垃圾滲濾液也沒有被浪費，經過處理后被用來澆花和養魚；爐渣則用來免燒磚。“在中控室內，從垃圾進廠、堆放、焚燒、排煙，任何環節都能在監控顯示器上看到。”盧圣良指著中控室顯示屏上熊熊燃燒的爐膛畫面告訴記者。

那么，九峰垃圾焚燒廠將建成什么樣？

投資方之一的杭州市環境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胥東告訴記者，九峰垃圾焚燒廠設計擬建規模為日處理生活垃圾3000噸，主要由垃圾接受及貯存系統、垃圾焚燒系統、余熱鍋爐系統、煙氣凈化系統和污水處理系統等組成。與廣州市第一資源熱力電廠二分廠一樣，排放指標將達到并部分指標嚴于歐盟2000標準。

根據杭州市九峰垃圾焚燒項目建設推進領導小組辦公室提供的資料顯示，建成后的垃圾焚燒廠在監管上確定“日常四層監管，居民隨時監督”模式。

資料顯示，行業管理部門將定期和不定期進行現場巡查，查看實時監控，環保部門對煙氣也有在線監測并向外公布，大門口安裝的電子屏上實時發布數據。

同時，聘請附近的老百姓作為環保監督員，環保監督員可以隨時來工廠巡查。并且，市民也可以隨時預約參觀，查看垃圾焚燒的重點過程。

另外，政府部門會聘請具有相關檢測資格的專業機構來監測，并對工廠的運營進行監管。

“鄰避”現象其實是利益問題

“如果把垃圾焚燒廠建在你家附近，你愿意嗎？”日前，杭州市召開的垃圾處置專家媒體溝通會上，有媒體如是“刁難”專家。

陳勇說，廣州有一個計劃新建的垃圾焚燒廠，恰好建在他家附近。“那我首先要問，你建的標準是什么，建到什么程度？如果臭氣熏天，我肯定不愿意；但是你建成花園式的，我還幫你宣傳。”陳勇認為，以目前的技術完全可以做到無害化，只是成本投入的問題。

因此，垃圾處置不僅是一個環境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目前亟需做的是，在城市剛性需求、區域環境保護和各方利益主體這三者之間找到一個合適的平衡點。

杭州余杭區此次發生的大規模群體性事件并不是單一的，張益分析，近年來，與垃圾有關的比較大規模的民意事件有13起，其中跟焚燒有關的有10起，跟填埋有關的有3起。“這些事件都發生在我們國家焚燒廠最多，經濟最發達，執行環保標準最高的地區。”

這些群體性事件屬于典型的“鄰避事件”，很多人都希望自己小區內必須有垃圾房，但都希望建在別人的家門口，垃圾焚燒也一樣。

國內外皆有的“鄰避現象”是公眾樸素的維權表達形式，張益認為，它是深層次社會問題的一種反映，也是二惡英污染被人為放大后的一種現象，更與部分垃圾處理設施污染超標及房產商利益有關。

張益分析，“現有的垃圾處理設施，包括部分焚燒廠設施標準偏低，造成污染排放超標，給公眾帶來了先入為主的不良印象，認為凡是垃圾處理設施肯定會有污染。并且，還缺乏公平合理的補償機制和平等有效的溝通機制。”

中山大學地球環境與地球資源研究中心主任周永章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垃圾焚燒廠選址爭論不休，實際核心問題就是利益問題。“在不得不建立垃圾焚燒廠的地區，可以采用補償機制來解決周邊居民的反對之聲。”

周永章建議參考城中村改造的一些成功經驗，比如，對該區域房價，垃圾焚燒廠建立前和建立后進行對比評估，然后進行差額補償。這樣就為有些人想搬離此地提供了經濟保障。

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副院長徐文龍也曾強調大型垃圾處理項目建設公開透明的重要性，“焚燒廠的建設最主要的是應該為當地居民帶來方便和利益，而不是增加他們的擔心。”

他舉例，當地政府應該對周邊居民進行一定的經濟補償，要有與垃圾處理項目周邊居民的協調機制。如韓國拿出10%的垃圾處理費給周邊居民作為補償；臺灣每處理1噸垃圾，就拿出50元臺幣，用于綠化等，改善周邊地區的環境，讓居民感到垃圾發電項目與自己的生活是和諧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