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前，“郭美美事件”引發了公眾對中國紅十字會公信力、透明度的非議。隨后，對公益組織的質疑事件層出不窮。從李亞鵬的嫣然天使基金到崔永元的公益事業，再到對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會(以下簡稱壹基金)蘆山地震捐款使用速度的質疑，公眾的注意力一次次被吸引到公益行業，越來越多的質疑對準了慈善組織。

日前，在由鳳凰公益頻道和安平公共傳播基金聯合舉辦的正益論沙龍現場，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吳法天突然質疑壹基金賬目管理混亂、涉及利益輸送，追問“錢去哪兒了”。

現場并無壹基金的工作人員回答，但在參加沙龍的專家看來，判斷利益輸送時，要看相關方是否有關聯性、交易是否必然發生、利益相關方在公益慈善組織決策過程中是否回避。

如何看待管理費問題

公益慈善組織圈子里有個有意思的現象，從2011年開始，每年都有公益組織被質疑，大家都在猜，誰會是下一個被質疑者。

在希望工程發起人、中國慈善聯合會副會長徐永光看來，公眾對慈善組織的質疑可以分為四種。第一是對公益組織違反法律的質疑；第二是對公益組織違反行業規定的質疑；第三是對公益組織突破道德底線的質疑；第四是對公益組織一些做法持不同意見。這四種質疑程度依次遞減，“往往第一種質疑最強烈”。

徐永光舉了個例子，《基金會管理條例》中規定，基金會從捐贈資金中列支的管理費用不得超過10%。“一些人并不能理解基金會為啥要拿走10%的管理費，這不是雁過拔毛嗎？我們的捐款怎么不能全都用在受助人的身上呢？”徐永光說，“其實這涉及到對于一些公益常識的理解。”

中國扶貧基金會有個很知名的公益項目——愛心包裹，捐款人捐100元，項目組織者將給貧困地區和災區的小學生買一個書包。書包里有作業本、彩筆、鉛筆等夠孩子們使用一年的學習用品。這個書包在采購、郵寄等中間環節，大約需要消耗掉20元，相當于捐款人捐出的100元里的20%，作為管理費支出，這是剛性的、必須要產生的費用。但是，如果孩子們自己在市場上購買這些學習用品，可能需要花180元。

“也就是說，100元捐款在整個流程中消耗掉了20%，但是孩子們拿到的書包里的學習用品價值180元。運用公益慈善組織專業的操作方法，規模化地發放這些包裹，提升了慈善資源的利用效率，合理地提取管理費用并非是一些公眾理解的挪用善款。”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一直以來的觀點是，一些公眾不太了解一些公益慈善的基本常識，導致只要有人質疑公益慈善組織，馬上就能“一呼百應”。

王振耀說，比如4月底壹基金被指“受捐多、花錢拖”的問題，主要與民眾不了解救災捐贈的花錢進度有關。2008年之后，按照有關部門的要求，基金會必須引進新的財會制度。根據捐款不同，有兩塊項目分得很清楚，一個叫“限定性捐贈”，一個叫“非限定性捐贈”，過去叫“定向”和“不定向”。

所謂“限定性捐贈”，就是根據捐贈者的意愿，一年可能花100%，也可能只花1%，但一般不可能一年就把錢全部花出去。

從操作層面上講，“非限定性捐贈”往往受《基金會條例》管理多一些，即“公募基金會每年用于從事章程規定的公益事業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總收入的70%”，而“限定性捐贈”往往受《公益事業捐贈法》管理多一些，遵守的是全世界通用的“尊重捐贈人意愿”原則。

“道德綁架”、以權謀捐令人擔憂

“公益這個領域很有意思，似乎每個人都可以進入，每個人都可以講上幾句，發表自己的觀點、意見，也有一些人通過這樣的參與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我們發現，質疑公益慈善組織的代價特別小。”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北京大學法學院非營利組織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錦萍說。

2011年中國紅十字會“郭美美事件”發生后，徐永光就在很多場合呼吁，公眾不要對公益慈善組織進行“道德綁架”。

“不少人認為，公益組織既然是非營利的，你們就應該做苦行僧，拿很低的薪酬，這種道德綁架讓這個行業發展非常困難。”徐永光說，“吸引人才就應該付出與之貢獻相適應的報酬，但是社會道德綁架讓公益組織很難吸引到人才，這是應該糾正的。”

慈善組織頻遭質疑也有自身原因。慈善部門吸引資源不像政府一樣具有行政手段，也沒有市場的激勵機制，它依靠組織本身的品格魅力，所以有一些公益組織不斷宣傳自己零成本運作，以此來贏得公眾的支持；有一些組織宣傳自己如何關心受益人，于無形中提高了從業人員的道德水準，這又符合了公眾的期待，給慈善行業戴上光環。“這樣，行業一旦出現某些不好的事情，公眾就會變得很憤怒。特別是突然發現慈善行業有道德瑕疵的時候，公眾的憤怒可能會更強烈，因為覺得美好的詞匯都被它玷污了，這是符合心理學的。”金錦萍說。

徐永光同意這種觀點，“公益行業被視為最后一塊凈土，公眾的期望值很高，甚至會苛求。做公益就得要喝西北風，不需要工資，這是不現實的。真如此，這個行業會讓大多數人望而卻步。沒有專業人才，缺乏專業化運作，這個行業是不可能發展的。”

對于在道德方面的質疑，徐永光認為，應該給公眾一個交代，告訴他們哪些質疑是對的，哪些質疑是錯的。“我覺得目前存在的最大問題是，有些質疑是錯的，大家并不知道；有些質疑是對的，但缺乏最后的交代。這樣的話就變得良莠不分，到底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公眾并不清楚。”在徐永光看來，質疑是常態，一直都會有，關鍵是有了質疑以后該怎么辦。

徐永光表示，目前我國公益慈善行業本身存在的問題也是其頻遭質疑的導火索。“我國公益慈善行業發展了30多年，一開始有很強的政府背景，后來慢慢開放空間，建立了一些政府背景逐漸弱化的基金會、慈善會，公眾有機會參與公共事務，這本是公益慈善逐步走向民間化、回歸民間的一大進步。”徐永光說，“但在這個過程中，有些時候是倒退的。”他提到了“以權謀捐”的問題——“慈善風暴”刮起，一些地方政府用權力把慈善資源拿到自己手里。這成了政府的‘第二稅源’，這叫‘苛捐雜稅’”。一些地方政府用行政手段刮“慈善風暴”，向企業和個人強行攤派捐款的做法，是對慈善事業的破壞。

徐永光舉了個例子，某省的一個縣，2010年春節，縣黨、政、人大、政協四套班子齊出動，趁著年關給煤老板設宴，一舉拿下“捐款”13億元。“經驗”傳到鄰近的縣里，即升級為“百億慈善公益金計劃”。鄰縣也有一批身家上億元的煤老板。縣委、縣政府稱：本縣的現狀是財政富老百姓不富，少數人富多數人不富，有資源的鄉鎮富黃河沿岸仍不富。必須有“共享式發展”思路。于是，縣委、縣政府發出了《醫療衛生、文化教育、社會保障三大慈善公益金籌集倡議書》，并成立“公益金籌集運作領導小組”，縣委書記、縣長和39位黨政部門一把手分別出任組長、副組長和成員，目標是在“十二五”期間募集“三大慈善公益金”100億元。

“這種以權謀捐從本質上講，是公權力對于私人財產權的侵犯，它綁架民意傷害愛心，這種慈善亂象是官民不分的慈善體系惹的禍。”徐永光表示，這一頑疾也讓公眾對慈善產生距離感和不信任感。”

一旦政府、企業或者公益慈善組織在面臨某種危機時，公眾容易陷入一種非理性狀態。“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為沒有建立起信任。當面對質疑的時候，很多組織要告訴公眾真相，但是問題是公益組織口中的真相，公眾相不相信。”關鍵點傳播集團董事長、危機管理專家游昌喬表示，“建立信任非常關鍵。怎么建立信任，就是把我們的品牌形象塑造好，把公益最好的那一面展現出來，但不能過度包裝作假。”

立法滯后于現實

當公益組織被“污名化”時，大多數當事人往往選擇了忽略，堅信民眾不會無理取鬧，至事情發展的態勢往往無法控制。

專家們都認為，對不同的質疑可以采取不同的回應方式。面對一個從理性、發展的角度提出的質疑，公益組織可以坦誠地交流；如果是惡意誹謗，應該走法律程序。

但公益人面對一些無理質疑時，總是認為清者自清。為什么不走法律程序，起訴向慈善組織“潑污水”的人？這是很多人的疑問，從事公益制度、法律研究的金錦萍認為，一方面走司法程序會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成本；另一方面，一旦進入司法程序會使公益組織長期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成為是非漩渦。所以，危機公關的建議是不起訴。即便贏了官司，也可能輸了民心。

“法律程序的成本很高，我們能不能有一種替代性的程序？不走司法程序走仲裁可不可以？公益慈善領域能不能有自己行業的仲裁機制？”金錦萍建議。

一些公益組織面對質疑時，把自己放在道德制高點，認為做公益、行善不應該、不可能受到質疑。

“我從事這個行業25年，沒有這種‘道德優越感’，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道德憂郁感’，一種道德憂患。”徐永光說，“如果是道德上面出問題，捐款人每人一個吐沫星子都會把我們淹死，所以做公募的機構真的是在天堂和地獄之間走綱絲。一些公益人自己用道德優越感來做事情是不會做好的。”

“對于一個行業過分苛求是會毀掉這個行業的。公益行業是社會的一部分，它一定會有問題。但我們有一些文化、觀念、情緒，不利于這個行業的發展。”徐永光說。

王振耀則主張要加強針對公益慈善組織的法律服務，對于公益機構，社會有質疑的權利，但質疑是有度的，一旦涉及“貪污”，是要上升到法律層面的。國外有公益律師，出現這種情況，他們會立即質疑、起訴，而我國沒有法律服務鏈條。

王振耀說，“近十年來，公益慈善事業發展相當快，很多法律、制度需要作調整，比如《基金會管理條例》在2004年做過一次修改，那時候像汶川、蘆山地震那樣的大災捐贈還沒有發生。當時，大家主要想的是小額捐贈，很快發完就行了，現在的《基金會管理條例》遠遠不能適應現實需要，立法工作滯后于現實改革。

“關于70%的規定(公募基金會每年用于從事章程規定的公益事業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總收入的70%)一定要改，表達要更準確些。70%的規定，是與尊重捐贈者意愿相違背的，讓公益機構根本無法操作，當務之急就是先把這一條修改了。如果不改，非常尷尬，很多基金會的做法都是違法的。”

本報記者 王亦君 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