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寧和鄧東在實驗室

很難想象眼前這群學生模樣的人是傳說中的“科學家”。

都是彩色T恤、卡其色中褲、架著眼鏡的青澀面孔。團隊里最“老”的博士后鄧東33歲，站在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樓門口，帶著耳機搖頭晃腦地聽著歌，以至于上門采訪的中國青年報記者毫不猶豫地從他面前徑直走了過去。

事實上，這個團隊在世界頂級科學雜志《自然》上發表的最新成果，幾乎是全國人民都知道的“餓死癌細胞”新聞。新浪微博的“餓死癌細胞”話題被網友瀏覽過435萬次，連手機應用給用戶推送的頭條新聞也寫著“人類有望餓死癌細胞”。

有人注意到，這項聽起來非常高大上的新成果后面，是一幫年輕科學家。團隊中多數成員，都是傳說中的“90后”。

在愚人節得知論文被《自然》接受，鄧東的第一反應是對方在開玩笑

6月7日，鄧東沙啞著嗓子接受了中國青年報記者的專訪。他解釋說，前一天晚上，和同事們慶祝論文的發表，在KTV里“唱嗨了”。

他想重新解釋一下自己的這項研究：“要達到餓死癌細胞的程度，大概是幾十年以后的事了。”

被大眾認為“餓死癌細胞”的這項研究，實際是關于一個名為“GLUT1”的葡萄糖轉運蛋白。在我們的人體中，這個小家伙專門負責將能量的來源——葡萄糖——運送進一個個細胞里。

“如果一個細胞是拳頭那么大，葡萄糖分子頂多芝麻粒大小。”鄧東說。他懂得如何用簡單易懂的語言描述自己的研究：“GLUT1就像是一道‘門’，能量得從那門里進來。你想想我們周圍的門有多少樣子？木頭的、玻璃的、朝里面開或者向外面開、還可能是旋轉的自動門……我們現在就是摸清了這扇門的樣子。”

這扇“門”是兩束呈螺旋狀的晶體，能牢牢扎在不溶于水的細胞膜上，讓葡萄糖從螺旋之間“溜”進去。

但是，是不是真有這么一個“塞子”，能把癌細胞身上的這道門堵住呢？

鄧東在今年4月1日收到了論文被《自然》雜志接受的消息，這位“80后”青年的第一反應是：不是騙我吧？

所以他繃住了，假裝沒看到來自導師的短信。最后他的導師、清華教授顏寧繃不住了，一個電話打過來：“你怎么沒反應呢？！”

顏寧今年37歲，被《人民日報》形容為“我國生命科學領域杰出的青年科學家”。她2007年從普林斯頓大學回到清華擔任教授，是學生口中的“大美女”和“偶像”。她“很愛跟人開玩笑”，路過清華生命科學院三樓的走廊，清脆的笑聲在一樓都聽得見。

對她來說，在諸如《自然》或《科學》這樣的期刊上發表論文并不稀奇，但這回鄧東團隊做出的成果分外不同——她終于可以在博客上寫下一行句子：達到了我來清華時候的第一個目標，做出了想做的！

在顏寧剛回清華大學當老師的時候，有前輩對她描述過做科學家的三種境界：最下層的，是把科學家當做一種“職業”，將科研當成一種謀生手段；第二層的是“興趣”，追求自己所喜歡的東西；最高的一層是“永生”。

前輩說到這一點的時候，顏寧的腦海中想起的是李白與杜甫，那些雖然去世、但姓名永遠留在歷史中的人物。

“對顏老師來說，這是她從建立這個實驗室起，最想做的課題”，鄧東解釋說，“就像我們的人生都是有一個追求目標的，而我們最想的是把某個世界級的課題做出來、解釋一個什么樣的科學問題。”

這項成果得到了美國科學院院士、轉運蛋白研究專家羅納德·卡百克的盛贊：“學術界對于GLUT1的結構研究已有半個世紀之久，而顏寧在世界上第一個獲得了GLUT1的晶體結構，從某種程度上說，她跑贏了過去50年從事其結構研究的所有科學家。這也是至今獲得的第一個人源轉運蛋白的結構，并代表了一項重要的技術突破。”

和兩位“大俠”一塊兒“跑贏過去50年所有結構研究科學家的”，還有三位“小弟”：博士二年級的徐超、吳建平，以及生命學院的本科生孫鵬程。

GLUT1是特別不安分的對手，被顏寧形容為“人來瘋”

“你未來有什么目標？”中國青年報記者問本科即將畢業的孫鵬程。

“繼續做下去，做出更好的東西。”他不假思索地說。

“你的目標太近了”，鄧東迅速糾正了孫鵬程的想法，“理想總是要遠大一點的——我覺得你的目標應該是5年之內順利畢業。”

科學家的生活，當然就是被“看文獻”和“做實驗”填滿了。不過在顏寧實驗室里的這群人，還喜歡看《中國好聲音》、《爸爸去哪兒》以及《舌尖上的中國》。

“什么紅我們就看什么，然后在實驗間隙大家都聊”，鄧東總結了一下《舌尖上的中國》其中一集的內容：安徽毛坦廠中學的學生們為了高考在拼搏，全國各地的家長們則在為了孩子們的高考而拼搏，所以這輩子就指著這一考試了。

鄧博士一邊說，一邊齜牙咧嘴。他自個兒是研究生才考進清華的。

另一方面，徐超出自藝術之家，卻打小就立志要當科學家——考大學的時候，只填了生物一個專業。對這個氣質還像高中生的年輕人來說，進實驗室是順理成章的選擇。

孫鵬程黑黑壯壯的，與白凈的徐超坐一塊兒，也看不出來誰年紀大。他形容自己學生物是“掉坑里了”：想想上高中那會兒，全社會都在使勁忽悠，“21世紀是生物科學的世紀”！

不管怎樣，等這幾個小弟被選進顏寧的實驗室時，大師兄鄧東還是用惡搞片《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里的名句來引誘他們：“跟著東哥，有肉吃！”

他們要搞定的GLUT1，是一個特別不安分的游戲對手，被顏寧形容為“人來瘋”。它的個頭小到不可能透過顯微鏡來一探究竟，性格又活潑，不樂意聚攏了排成隊讓科學家參觀。

鄧東等人的主要任務，就是把這些個葡萄糖轉運蛋白們捉起來，攢在一處，直到能夠從上千萬個一模一樣的蛋白組成的晶體身上摸索出它們的模樣。

孫鵬程和徐超負責“捉”，從兩種表達體系里面純化出大量實驗需要的蛋白質；吳建平幫著他們收集數據，鄧東則把他們的成果“攢”起來，和顏老師一起設計實驗，令蛋白質結晶。

每周，他們與顏寧討論課題的進程，得到指導與建議。

鄧東給隊友定下的日程被稱為“7·11”：大家要早晨7點到實驗室，晚上11點離開。

這種規矩應用到一幫90后身上，就變成了——早上7點20，鄧東醒過來，一拍腦袋往食堂趕，孫鵬程可憐巴巴地打來電話：“東哥，我在實驗室門口等著呢”；而徐超呢，4個小時前剛剛離開實驗室，現在睡得正香。

時間一長，鄧東發現也只能這樣了：孫鵬程永遠是最早到，最早走的，而中午才姍姍來遲的徐超也實驗到半夜三點。他們的團隊，就是大家都根據自己的作息來工作，人們穿著白大褂在實驗室里來來往往，這里的燈，每天只有4個小時是暗著的。

做實驗就像走在一團迷霧中，不知道下一步是深淵還是光明

“我們用4年時間，看看這100條路里面哪一條路能走。”一年前，決心死磕GLUT1的時候，鄧東就這么跟團隊說。

在可能的100條路里，幾個年輕人得一條條地試過來。國外的研究人員鉆研葡萄糖轉運蛋白已有數十年，而在清華大學這間成立不到10年的實驗室里，他們沒有那么多經驗。

他心里也飄過念頭——最糟糕的話，也許幾十年都做不出結果來：“做實驗最苦的地方，是你就好像走在一團迷霧中，不知道下一步是深淵，還是下一步就見到光明。如果陷入深淵，那就不能自拔了。”

這也是孫鵬程覺得最要命的地方。有那么大半年，他就在不斷地迎接失敗：“這不對，那也不對，方法得不斷改換。”

而這種很可能會“不能自拔”的研究工作并不會立即轉化成可以實打實看見、應用的東西。

就譬如這回被媒體說成“餓死癌細胞”的研究，其實只是弄清了GLUT1這扇“門”的結構。這項研究成果也許可能是醫學的福音：癌細胞消化葡萄糖所能產生的能量，不到普通細胞的15%，因此，癌細胞需要更多的葡萄糖轉運細胞來幫它輸入能量。在摸清了GLUT1晶體結構之后，根據其工作機理對癌細胞實施人工干預，也就成了未來可能發生的一種情況。

但是，就算這真的可行，到能夠實施的那一步，也得是“20年以后”了。

“目前這些都還在初級階段。我們讀過一些論文，了解可能有一些方式能作用于葡萄糖轉移蛋白”，鄧東并不認為自己的這項研究重點是治病，“對科學家來說，最重要的就是對未知世界的探索。”

為了讓性格活潑的GLUT1能乖乖結晶，這些小伙子在低溫的實驗室里工作。翻閱大量文獻后，他們找到了一個突變，讓它以比平時慢了幾千倍的速度持續工作。

今年1月，鄧東發現了一顆頗為理想的結晶。因為從前有過把鹽晶誤認的糗事，他憋著沒敢太激動，跟顏寧匯報的時候也只輕描淡寫地提了一句。最后的確認要帶到上海同步輻射光源去檢驗，等待結果的時候，鄧大師兄這么安慰小弟：“反正至少是個膜蛋白結構。”

上海真正傳回信息的時候是1月17日晚上，所有成員都在實驗室里，守著電腦。鄧東看到電腦上模模糊糊地出現了一團深藍色線條，他劃拉了一下屏幕，見到了明顯的一圈圈的螺旋形。那是典型的轉運蛋白的結構。

實驗室里所有人一陣歡呼，鄧東一句話沒說，跑出了實驗室。

“你可以想象那畫面，深夜的教學樓，一個人蹬蹬蹬從走廊這頭跑到那頭，闖進顏老師辦公室，瞪著她三秒鐘，一個字都沒說出來，就朝著她點了點頭”，鄧東回憶道，“然后兩個人蹬蹬蹬從走廊那頭跑回這頭。”

“那一刻我已經知道，這一定是一個里程碑式的研究結果。”鄧東說。

當今年的4月1日，《自然》雜志正式通知他們論文被接受的時候，鄧東最激動的時候已經過去了。因為不想顯得自己“太hold不住”，他連導師的短信都沒回復。

直到顏寧給他打來電話催問。

“我……我在給您回郵件。”鄧東磕磕巴巴地回復說。

誰也不知道，在接到短信后的幾分鐘里，鄧東把自己關在屋里，“小哭了一下”，“辛苦了那么久，總算沒有白白浪費”。（黃昉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