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龍江省綏棱縣上集村村民李方(化名)近日在路上被摩托車撞傷，家人幾次要求交警部門處理未果。沒有辦法，李方給“綏棱人”發了一條微信說明情況，并上傳了被撞傷的照片。沒過多久，事情圓滿解決，李方拿到了應得的賠償金。

李方的微信好友“綏棱人”，是綏棱縣委書記王安的微信昵稱。3月25日，綏棱電視臺播出一條消息，縣委書記開通微信，任何綏棱民眾都能申請添加好友，百姓可以通過微信反映情況，提出問題。如今兩個多月過去，王安的微信好友數量已經超過500個。這位正在攻讀管理科學與工程專業博士學位的縣委書記希望借此信息化手段，對政府治理方式作些新嘗試。

除了縣委書記開通微信，綏棱縣委辦還多次下發通知，要求各鄉鎮、各部門的主要領導干部也要配合開通，并要求他們加入綏棱縣政務微信群。

通過微信平臺，王安不僅了解到最“原汁原味”的民意民情，幫民眾解決了一些實實在在的困難，還在民眾反映的一個個問題中尋找帶有普遍性的問題，作為政策設計的參考依據。而在這一過程中，綏棱縣各級領導干部深深感到，微信在提高他們工作效率的同時，也像戴上一個“緊箍”時刻“逼”著自己要切實為民眾解決困難。

“原汁原味”的民情直達縣委書記

綏棱電視臺播出縣委書記王安開通微信的消息后，曾有不少網友發出這樣的質疑：書記哪有那閑工夫看這個啊？你還真相信書記開微信啊？

然而，隨著一條條發給縣委書記的微信得到回復，反映的一個個問題得到快速解決，一些綏棱百姓發現，此微信真是王安在親自操作。

一時間，書記微信成了綏棱街頭巷議的熱點，王安的微信好友也以每日十幾個、幾十個的速度在增加。越來越多“原汁原味”的綏棱百姓訴求直達縣委書記，王安也在這一“方寸屏幕”上聽到了基層聲音。

4月下旬的一天，王安收到一幅上集鎮諾敏河村大片待泡的水田沒泡上的圖片。這讓熟悉農業的王安感到疑惑：去年下了那么大的雪，今年怎么會缺水呢？經過實地調查，王安發現，由于今年氣溫回升快，雪化得早，需要用水灌溉的時候沒水了。王安馬上把這個微信轉發給縣水務局，指示做相應的水源調配工作，同時要求他們解決同類問題。

王安分析說，基層問題堆積，主要是因為部分基層干部不作為、老百姓向上反映問題的渠道窄，還有一些問題基層確實解決不了。農村出身的王安對底層之苦深有體會，如今當了縣委書記，他發現基層問題解決的途徑仍不夠暢通，很多老百姓甚至只能通過上訪、貼小字報等極端方式反映訴求。

王安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現在他每天大概接到三四條民眾發來的微信。晚上9點半是他集中處理“微政務”的時間，看完微信，王安會隨即將其轉發給相關部門負責人，并督促他們加以解決。

除了通過微信反映問題，還有民間的意見領袖通過微信給書記提建議。市民張寧就曾經給王安發微信建議，嘗試讓農民以集體土地入股，與開發商共同分享利潤，來解決拆遷難和失地農民的問題。

任縣委書記剛半年，王安發覺通過微信他了解到許多縣情，在他看來，這也是“向群眾學習的過程”。王安說：“通過微信，我們可以聽到‘原汁原味’的民眾訴求，而單純通過傳統的調研、聽匯報可能獲取不了這些情況。”

“微信問政”不能停留在于解決一件件小事的層面

通過口耳相傳，知道縣委書記王安開微信的民眾越來越多。如今，大量反映困難、表達訴求的微信都會到達書記的案頭，這也給王安能否有效處理這些瑣碎政務帶來很大的考驗。

對于通過微信接收民意是否會被瑣碎信息干擾的疑問，王安表示，處理民眾在微信上反映的問題，不能停留在一件一件地去解決小事的層面上，還需以點及面地延展到解決同類問題的層次上。

王安說，網上察民情，不能以“鍵對鍵”取代“面對面”，深入的調查研究不能因為有了微信就被舍棄。今年春天，王安從微信了解到農民發展蘑菇大棚是一項周期短、見效快的致富項目，便根據微信的“指引”到各個鄉鎮調研，一筆賬也在調研中漸漸清晰。“只要給每個大棚辦理5萬元貸款，到秋天就可以凈收入3萬元。”于是，王安協調幾大金融機構，幫農民解決貸款5000萬元。

微信開通一段時間以來，在解決微信中每一件小事的同時，王安還把微信里反映的一些問題歸納梳理并結合調研，確定了幾個亟待解決的全局性問題，部署全縣干部一個月打響了三次會戰：一是進行全縣農村低保大清理，不到一個月清出農村不符合條件的“低保戶”2024戶；二是整治教育“三亂”問題，嚴查教師亂補課、亂收費等問題，截至5月下旬處理了多名違規老師；三是規范縣城夜市，讓市民休閑和商貿活動有序進行。

王安認為，信息化時代運用微信接收民意，吸收群眾的智慧，能夠提升政府治理能力。這種“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思路，也使王安在城市拆遷和環保等棘手問題上創新了解決路徑。

給鄉鎮一把手戴上“緊箍”

閣山鄉黨委書記孫輔義談到“微信問政”時，說的最多的兩個字就是“方便”：“微信不僅方便王書記抓工作，而且我們作為下屬，也可以隨時通過微信聯系王書記，不用排號當面請示了。”

在孫輔義看來，縣委書記的微信也是套在鄉鎮“一把手”頭上的“緊箍”。孫輔義毫不諱言：“有了微信，我們黨政干部更得把老百姓的事當作事兒。之前，對于部分棘手的問題，我們對待老百姓可能有些簡單粗暴，現在，就要想一想他們會不會微信到縣委書記那去，無形中就給自己工作提了更高要求，這是我們基層干部的心里話。”

民眾訴求直達縣委書記，一些部門領導及鄉鎮黨委書記也不希望自己職責范圍內的事反映到書記這來，這樣他們就被動了，于是對工作也就更加“上心”了。

孫輔義自己也學了王安這一招，閣山鄉于5月建立了鄉村兩級干部微信群，目前已有31人加入。

綏棱縣民政局局長刑彥文同樣也感受到“微信問政”的壓力，他說，如今能在自己權限范圍內解決的問題，自己會更主動地解決。雙岔河鎮黨委書記肖福凌更是“壓力山大”，4月以來，就接到王安轉發的4條微信。

對于微信給綏棱縣基層干部帶來的這些變化，王安感到很欣慰，并有了打造綏棱縣網絡問政平臺的設想。王安表示，現在做的還只是第一步，下一步還準備開通綏棱縣微信公眾平臺，由專門的微信運營人員負責，將民眾發來的微信轉給相關局長、鄉鎮書記。

至于微信公眾平臺建成后，會不會又回到百姓和領導干部之間“隔層皮”的狀態，王安表示，除了健全相應機制外，仍將保留自己面對公眾的微信，相關部門沒有妥善處理的問題，還可往他微信上發。王暉暉 本報記者 呂博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