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后，中央出重拳反腐，截至目前已至少有30名省部級及以上官員落馬。

對于過去一年多來的反腐力度，審計人員的感受比普通人更真切：工作量比過去明顯增大了。2013年，審計署向司法、紀檢和有關部門移送各類案件線索和事項400余起，涉及責任人員1300多人。這其中，涉及中石油的腐敗案件線索就近20起。

由于審計工作本身并不具備查辦案件的職權，發現一些案件線索后，將移送有關部門進一步查處。如備受關注的鐵道部劉志軍案、民航系統李培英案、國家開發銀行王益案、郵儲銀行陶禮明案等重大案件查處，都發端于審計。案件線索在審計發現后至有關部門辦結前，均屬于保密狀態。

審計署每年都會在門戶網上不定期公告“已辦結違法違紀案件和事項處理情況”，向社會公開有關部門向審計署反饋的案件線索辦結情況。

被公眾稱之為反腐“尖兵”和“利劍”的審計機關，是如何發現、處理、移送案件線索的？

“蛛絲馬跡”牽出大案要案

備受關注的劉志軍案，就是由審計署發現的線索“牽”出來的。事實上，很多大案要案的線索，都緣起于一筆資金或一份合同細微之處的不合規。

今年以來，審計署公布了54起已辦結違法違紀案件和事項的處理情況，財政部企業司綜合處原處長陳柱兵受賄案赫然在列。他的落馬，源于審計署的一次常規審計。

2011年5月，審計署一個審計組在對一家綜合性金融控股集團下屬的錳礦公司進行審計時，一項240萬元的支出進入審計人員的視野——這筆錢支出的名義是向北京的兩家工貿公司支付咨詢費，分別為100萬元和140萬元。

咨詢費？這么大金額？支付給冠名為“某某工貿”的公司，而且公司還在北京？面對一連串的疑問，審計人員認為有必要進一步追查。

追查的結果果然不同尋常，眾多礦業公司也與上述兩家工貿公司簽訂了類似合同：幫助礦業公司向國家相關部門申請財政專項資金，“咨詢費”金額為所獲批財政專項資金的40%，而且約定財政專項資金獲批后才支付。

很明顯，“咨詢費”與財政專項資金獲批情況直接掛鉤。“符合(申請)條件，直接去申報就行了，為什么還要通過中介呢？這明顯不合理。”審計署相關人員接受北京青年報采訪時說。

近年來，隨著中央反腐力度的不斷加大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不斷完善，一人或數人全程實施某一違法違紀行為已非常困難，一些國家工作人員開始由本人親自作案轉為主動尋找“代理人”勾結串通作案，其通常做法是將原本可以按正常程序開展的行政審批、優惠政策執行、信貸發放等活動，轉為要求對方通過中介方介入協助才能取得資金和項目，并最終通過中介機構獲得巨額利益。

陳柱兵案中，審計人員發現“咨詢費”線索后，根據職業判斷基本確定北京這兩家工貿公司就是幫助企業申請財政專項資金的掮客，在收取高額咨詢費的背后極可能存在更大的權錢交易。

發現線索，需要審計人員煉就“火眼金睛”。信息化條件下審計人員的“火眼金睛”來自于“總體分析、發現疑點、分散核實、精確定位、系統研究”的數字化審計方式。郵儲銀行原行長陶禮明案，就源于數字化審計方式發現的疑點。

2011年冬，審計署首次開展郵儲銀行總行審計。審計人員在浩如煙海的財務數據中通過分析發現，三家中介公司在幫助湖南高速等多家政府融資平臺公司取得郵儲銀行數十億元專項融資過程中，得到了上億元的“融資顧問費”。如此高額的好處費，審計人員判斷必然存在對郵儲銀行內部人員的利益輸送。審計人員一路順藤摸瓜，線索直指郵儲銀行原行長陶禮明等高管人員。

據審計人員介紹，很多大案要案線索都是在沒有明顯征兆，甚至“風平浪靜”的情況下揭示出來的。腐敗分子賭博、包二奶、追求物質享受無一不需要“錢”，而“錢”的運行一定會有痕跡，會留在各單位的會計憑證和銀行、證券等金融機構賬戶的記錄中。查賬，正是審計人員最擅長的技能。當然，面對越來越復雜的經濟活動，查賬遠不是審計的全部，審計還要分析數據、實地延伸、調查審核、詢問函證等，以弄清事實的真相。為了查清事情的來龍去脈，往往還要前往實地調查、到工商部門查詢相關工商登記資料、去稅務部門查詢相關稅收繳納等情況。沿著資金流查詢銀行資金的真實流向更是司空見慣，遇到案情復雜的情況，審計人員經常要跑十幾家甚至幾十家銀行的分支機構。

案件線索不會出現在審計報告里

審計是一項常規性的制度安排，更多地是發揮“免疫系統”的功能，并不是事先知道有了問題或案件線索才去審計。在常規性審計過程中，隨著核查工作的深入，往往也伴隨著重大案件線索的發現和查辦。

“遵守保密紀律是審計人員的基本職業道德，在案件線索發現和查辦的過程中，即使在審計署內部也是高度保密。”審計署相關人員介紹，審計過程中發現的所有案件線索都被要求高度保密。審計項目結束后，審計機關會出具一份審計報告，為確保相關部門案件辦理順利進行，審計發現并移送的案件線索不會出現在報告里。

在陳柱兵案中，當發現“咨詢費”背后可能存在權錢交易時，現場負責人要求審計組成員高度保密，立即進行調查取證，盡可能在不打草驚蛇的情況下，調查了解工貿公司的背景和經營情況。

審計組派出4個延伸小組，對支付兩家工貿公司“咨詢費”較高的礦山企業進行延伸調查，這涉及了山東、福建、廣東等地的6戶礦山企業。在不到3天的時間里，各小組完成了調查取證工作。這6戶礦山企業的情況和上述錳礦公司一模一樣，通過支付高額“咨詢費”獲得了財政專項資金。

在審計中，往往是檢查A單位，因為資金或者事項延伸到B單位，再進一步延伸到C單位、D單位……但最后可能發現了S單位人員的嚴重違規問題。

據審計人員介紹，即便是審計組內部，也不是所有人員都了解全部案情。“為了保密，在追查案件線索的過程中，審計組通常會把任務分解，多數人只了解自己手頭的事，整體情況只有極少數審計人員知道。”審計署內部對案件線索的查辦有嚴格的保密制度，實行專人專辦，即便是一個處室的同事，也不允許打聽別人手頭開展的工作情況。

最后，事實浮出水面：礦山企業在中介機構協助下套取專項財政補貼，有關審批部門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收取款物。

審計署將這一重大違法犯罪線索進行了移送，相關部門據此展開進一步調查。2013年12月，財政部企業司綜合處原處長陳柱兵因受賄罪被判無期。

查找案件線索緊盯重點領域、重點環節

據審計署相關負責人介紹，為更好地發揮好反腐敗的尖兵和利劍作用，近年來，全國各級審計機關在工作中不斷加強對腐敗案件易發多發領域、環節、手段等情況的綜合分析，力求做到把握規律、突出重點、重拳出擊。

據北青報記者了解，2008年起，審計長在每年受國務院委托向人大所作的審計工作報告中，都會就“審計發現的重大違法違規案件情況”單列一部分分析，總結年度審計發現的重大違法違規案件特點，希望引起關注，加大綜合治理力度。

如審計長劉家義在2013年6月27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的審計工作報告就指出，2012年審計發現并移送重大違法違規問題和經濟犯罪案件線索175起，涉及630多人。這些案件涉眾性強、利益鏈條長，多為“窩案”、“串案”，呈現出一些新特點，有的利用權力設租尋租，有的借助內幕交易或關聯交易侵權牟利，有的實施方式網絡化，有的侵害公眾利益。

北青報記者分析這些案件特點，有的是傳統類型的經濟犯罪模式，如權力尋租、內外勾結、虛假交易等，產生的原因主要是對“一把手”及手握實權者監督不到位；有的是新型經濟犯罪模式，如利用網上銀行大規模轉移資金、借道“中介服務”等第三方進行權錢交易，產生的原因主要是這類案件專業性和隱蔽性較強，相關領域監管存在空白等。

據審計人員介紹，近年來，審計機關在查處重大違法違紀案件工作方面“圍繞權力、緊扣責任、追查資金”，做到“定準位、圍繞權、緊盯錢”。即：一是鎖定重點領域、關鍵環節，二是加強對領導干部權力運行的監督，三是強化對資金流向的跟蹤，做到有的放矢、精準突破，嚴查公共資金、國有資產、國有資源方面的重大違法違紀和經濟犯罪問題。

案件線索移送給司法、紀檢監察等部門查處

審計長劉家義曾說，審計在反腐中扮演著“先行軍”的角色。具體而言，這一定位體現在各級審計機關每年都會有大量案件線索移送相關部門查處。實際工作中，對發現的大案要案線索，審計署一般會將案件線索移送司法、紀檢監察等部門查處。一條案件線索在移交給有關部門和單位處理前，要在審計署內經過層層核實。“證據少一點的有一沓，多的能有兩大箱。2012年有一件高利轉貸的案件證據，就是滿滿兩大箱的材料。”相關人員介紹說，這些證據也將移送給相關案件查辦部門。

據北青報記者統計，審計署今年以來公告的54起已辦結違法違紀案件和事項處理情況中，13件線索移送紀檢監察部門，12件線索移交公安機關，12件線索移交檢察機關，17件線索移交給政府部門。

為提高依紀依法查辦腐敗案件，嚴厲打擊腐敗分子的能力，審計署先后與中紀委、監察部建立了在查處案件中加強協作配合的制度，與最高人民檢察院建立了在打擊職務犯罪和腐敗案件中的聯動機制，與公安部建立了案件移送協調會商機制，形成了反腐敗的工作合力。此外，審計署還建立了對審計移送案件的動態跟蹤和查處通報制度。這些制度對強化審計的反腐敗工作發揮了重要積極的作用。

據北青報記者了解，審計署移送的線索或成為其他部門查辦案件的線索來源，或為這些部門查辦相關案件提供了更為有利的證據資料。如公安部網站公布查處的2013年十大經濟犯罪案件，就有三起發端于審計署的線索移送，其中包括轟動一時的葛蘭素史克涉嫌經濟犯罪案、債券領域系列經濟犯罪案件、招商基金總經理助理楊某等人“老鼠倉”案。

給制度“籠子”建造密實圍欄

對案件線索的查處，審計人員有很深刻的感受。一直以來，審計署都在強化查處大案要案的意識：審計中發現違法違紀問題，無論涉及誰都要一查到底，將案件線索厘清并移交相關部門處理。

首都機場集團公司原董事長李培英的例子經常被審計人員提起。2007年，審計署在中央部門預算執行審計時，以李培英為代表的利益集團，從一開始就通過各種途徑試圖阻止審計組的延伸審計工作，甚至動用各種手段打招呼說情、威逼利誘審計人員。審計人員最終克服障礙，將完整且有力的線索提交給司法機關。

2013年全年，全國各級審計機關共審計15萬多個單位，促進增收節支和挽回損失4500多億元，移送違法違紀案件線索2400多件，提交報告和信息12萬多篇，發布審計結果公告1萬多篇，推動建立健全制度5400多項。

十八大后，新一屆政府多次強調，審計工作要做的，就是既要打“老虎”也要拍“蒼蠅”，既要揪“碩鼠”也要捉“蛀蟲”，堅決查處藏匿在群眾身邊、侵害群眾切身利益的小貪小腐，使民生資金成為“高壓線”，誰也不能碰，誰也不敢碰。

2013年底，劉家義在全國審計工作會議上指出，新形勢下，審計工作必須緊扣 “反腐、改革、發展”的總體工作要求，履行好審計法定職責，努力實現對公共資金、國有資產、國有資源的審計監督全覆蓋，充分發揮國家利益捍衛者、經濟發展“安全員”、公共資金守護者、權力運行“緊箍咒”、反腐敗利劍和深化改革“催化劑”的作用，為推動完善國家治理和實現可持續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劉家義強調，要堅決查處大案要案，切實形成威懾；要緊緊盯住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加大審計監督力度；要堅持抓早抓小，做到防患未然；要監督權力運行，形成有效制約；要堅持“兩手抓”、“兩手硬”，在查處重大違法違紀問題的同時，注重分析案件背后反映出的制度漏洞、體制問題，給制度“籠子”建造密實圍欄，從源頭上遏制腐敗。他說，要監督權力運行，形成有效制約。促進政府部門及工作人員依法行使權力，深入揭示權責不對等、權力過于集中、自由裁量權過大等問題，促進完善責任追究和問責機制。

劉家義常常警醒各級審計干部，要“戴著烏紗想事，揣著烏紗干活”，時刻堅守依法履職和審計質量這條“生命線”、職業操守和文明審計這條“保障線”、廉政紀律和保密紀律這條“高壓線”，打造讓黨和人民群眾滿意放心的審計鐵軍。

全國審計系統9萬多名干部同步視頻聆聽了審計長的“反腐觀”。據當時在場的人回憶，劉家義在講話中使用了兩個形象比喻：一個是把貪官比作“碩鼠”和“蛀蟲”，另一個將審計比作反腐的“尖兵”和“利劍”。文/關慶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