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舊宅在2010年法院訴訟期間被拆除

北京路318號位于廣州市黃金地段。圍繞該地段是否被國企“欺詐拆遷”的官司，一開始便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至今已4年時間。如今具有嶺南特色的老騎樓被拆得所剩無幾，僅剩藍色圍擋內的泥土。同繁華的商業步行街相比，這一小塊地顯得過于低調。

業主方稱，2005年動遷時被告知為道路擴建，5年后看到招租廣告才發現，是要建營利性的商場。起訴后，一波三折：原告一審勝訴、二審敗訴，后由高院指令再審。此前當地媒體曾報道稱，此案為廣州首例經法院認定的國企欺詐拆遷案。

昨天上午9時，在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第五法庭，再審宣判：維持此前二審判決結果。不過在此輪訴訟中，一批二審判決前的領導批示浮出水面，引發公眾對行政干預司法的種種聯想。昨日宣判后，廣州中院新聞辦工作人員表示尚不了解具體情況，當天未解答有關這些“批示”的一系列疑問。

業主不滿“被騙遷”

廣州北京路318號原為僑產，兩層騎樓，面積110多平方米，產權人為朱科倫兄妹三人。北京路寸土寸金，當地媒體報道，在2011年時，附近首層商業用地價格已經達到每平米30萬到50萬元。

據悉，2005年朱氏兄妹被告知，因道路擴建房屋要拆遷。他們和廣州市道路擴建工程辦公室（以下簡稱道擴辦）簽訂了拆遷補償協議，住宅每平方米補償3000余元，商鋪每平方米補償4萬余元。

2010年3月、4月，廣州市城市復建有限公司兩次在媒體刊登廣告稱，在涉案地塊以“北京路復建商場”名義公開招租。

大幅廣告讓朱氏兄妹頓感被騙了，認為對方不是要擴建道路，而是要建謀利商場，遂于5月21日將道擴辦及復建公司訴至越秀區法院。

相關會議材料顯示，復建公司成立于2003年8月，為國有獨資公司，負責廣州市中山三路、四路舊城改造復建工作。同年，復建公司委托市道擴辦實施拆遷工作，即動遷工作均是以道擴辦為主體，以公共設施復建為項目性質的名義進行拆遷。道擴辦1977年即成立，主要負責廣州城建項目的征地拆遷工作。北京青年報記者了解到，道擴辦與復建公司均屬于廣州市城鄉建設委員會，到2011年，復建公司轉為廣州市城市建設投資集團（以下簡稱城投集團）下屬公司。

法院受理后，朱氏兄妹委托甘志輝擔當共同代理人。一個插曲是，甘先生發現，訴訟期間，簽訂協議后擱置已有5年的舊宅，正在被拆除，拆得只剩地基。當地媒體報道，由于強拆人員沒有合法手續，當時被警方制止。

同年7月27日，一審判決認為，復建公司隱瞞了興建商場的事實，由道擴辦出面以擴路的名義，使朱家在違背真實意愿的情況下簽訂了協議，構成欺詐。道擴辦在2005年3月28日與朱氏兄妹簽訂補償協議后，一直沒有拆除房屋，而在朱氏兄妹起訴后，為達到不可回轉的目的，急忙拆除房屋，更加證明他們的不誠信行為。

法院判決撤銷補償以及安置協議，要求復建公司與道擴辦應按照《房地產證》所記載的事項恢復原狀(復建拆除房屋)，并將房產證還給朱氏兄妹。

當時，有媒體報道稱，此案為廣州首例國企、事業部門欺詐拆遷案。

二審改判朱家敗訴

判決后，廣州市道擴辦及復建公司上訴。2011年6月1日的二審中，廣州市中級法院以“建商場也是建公共設施”為由，改判朱家敗訴。

2012年5月16日，朱家向高院提起申訴。2012年12月12日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二審判決確有不當，指令中院再審。

2013年5月16日，廣州中院公開開庭，并于2014年4月10日及5月15日進行庭詢。

昨日，中院宣布最終判決結果。在判決書中，法院認為：鑒于人民法院對當事人申請再審的審查程序是形式性審查，不對實體爭議進行審理。本案再審爭議的焦點為：市道擴辦、復建公司是否采取欺詐手段，使朱科倫等人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簽訂協議，協議是否應該撤銷。

從《補償協議》、《安置協議》的合同主體、合同簽訂過程以及合同簽訂的內容等方面，朱科倫等人未充分舉證證明復建公司、市道擴辦存在故意欺瞞真實情況等欺詐行為，應當認定協議體現了相關當事人的真實意思，合法有效，朱科倫等人應當承擔簽訂協議的行為產生的法律后果。因此，二審判決是正確的，再審予以支持。

廣州市中院提及，曾對雙方當事人進行調解，但朱科倫等人堅持恢復房屋原狀，復建公司、市道擴辦表示不存在原地復建的事實基礎，調解未果。

判決被指受行政干預

對于終審判決結果，甘先生質疑有行政干預司法的成分。2010年10月13日，廣州市中院開始二審。但在開審前后，法院收到多單位來函。而甘先生無意間獲得了這些函件。

為業主方代理該案件的譚律師回憶，2013年5月，在重審開庭前，他到廣州市中院復印卷宗材料。當時是上午10點，由于其他安排，留給復印的時間只有十來分鐘。書記員遞給他兩本卷宗后，譚律師看也沒看直接復印，完事直接拿走了。

此后，甘先生等人意外地發現，復印材料中夾有疑似法院內部文件，包括數份政府部門“公文”及城投公司函件。“估計是書記員當時拿錯了。”

北青報記者了解到，在最后一次閉門庭審中，譚律師曾提起意外發現的“領導批示”，但院方未對此作出說明。對此，廣州市中院新聞辦工作人員昨日下午表示，尚不清楚此事，還需向廳里了解情況。

甘先生手中的復印材料顯示，2010年9月29日，廣州市人民政府法制辦公室曾致函廣州市中院。在《關于客觀公正審理《北京路復建項目拆遷補償訴訟案》函件中，廣州市道路擴建辦和廣州市城投集團請求該辦協調解決二審事宜”。法制辦對案件提出意見，認為：一審法院的事實認定及判決結果值得商榷。

在法制辦致函后一周，10月8日，廣州市城鄉建設委員會再次致函廣州市中院，對北京路318號房屋恢復原狀的判決表示“極為困惑”，稱“已進行維穩、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建設等方面的評估”，且“由于該項目的重要性和不可逆轉性，且拆遷工作已基本完成”，請法院依法、穩妥處理上述拆遷糾紛。

當年10月28日，此案二審首次公開開庭后，城投集團又向廣州市中院出具《關于城建舊城改造項目“公共設施復建房”有關情況的報告》，其中清楚列明如果朱家勝訴可能導致三個后果：一是可能引起其他已簽約的住戶效仿，導致項目成本數倍增加；二是中山三路、四路復建項目均采取北京路拆遷模式進行，可能導致其他多項復建工程的合法性基礎全無；三是可能導致政府的信用和形象盡失。

這年11月19日，城投集團向時任廣州市某副市長匯報，《關于中山三、四路城建改造“北京路復建商場”項目有關拆遷訴訟案情況的報告》，稱判決結果可能會對國有資產及城建其他項目產生影響。如果復建公司的上訴得不到法院支持，“或引發眾多不穩定因素”，懇請該副市長協調市政法委等單位給予關注和支持。

當天，該副市長對報告批示稱“同意城投的意見，此事若處理不好，將會引起拆遷戶的大規模追溯行為，涉及的不僅此一個項目（很多律師關注此事），建議請政法委牽頭研處”。隨后，廣州市政法委將領導在報告上的批示及相關材料轉至“市法院”。有證據顯示，這份報告簽發人為陶鎮廣，時任城投集團董事長。報告所留聯系人則為該集團高管鐘偉明。

昨日，北青報記者致電鐘偉明，詢問報告內容是否屬實。鐘偉明并未直接回應，只是稱已經不在復建公司任職，建議記者發函至復建公司。此前，他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曾證實報告為自己所寫。

而同在復印材料中的一份“領導信件及督辦件登記簿”顯示，該訴訟案隨后由廣州市委政法委督辦。

2011年6月1日，廣州中院撤銷一審判決，駁回朱科倫等人要求撤銷以上協議、恢復房屋原狀的訴求。朱氏兄妹在二審中由勝轉敗。一名不愿具名的法院系統內人士介紹，一般案卷分正卷與副卷，正卷是可公開查閱，副卷只對內部，如有領導批示也會放于該卷內。該人士個人認為，從法理角度看，領導批示或過問案件有悖于法治精神，存在影響審判獨立的嫌疑，“但有時社會矛盾比較復雜，如何妥善解決還是需要批示”。

昨天，甘先生坦言，他很難相信司法沒有受到行政干預，將考慮繼續向上申訴。

文/本報記者 孫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