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中、印、緬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體現了發展中國家的堅定意志，是人類熱愛和平、反對戰爭思想的傳承和發展；60年間，五項原則在國際舞臺展現出東方人的聰明智慧和精神營養。日前，由中國公共外交協會主辦、人民日報社協辦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提出60周年紀念研討會舉行，與會的一些外交官講述了他們親歷的歷史事件和對五項原則的看法

中蘇關系正常化，中印就邊界問題進行磋商，都是按照五項原則來辦事

講述者：李肇星

中國公共外交協會會長，中國外交部前部長

1964年，我從北京大學畢業，分配到外交部工作。同年7月29日，外交部教育司(現干部司)的一位負責同志找我談話，向我介紹了周恩來總理提出的外交干部十六字原則，即“站穩立場，掌握政策，熟悉業務，嚴守紀律”。這里說的“掌握政策”，我理解其中重要內容之一就是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新中國成立后，中蘇關系友好。但由于蘇聯不能平等對待中國，不尊重中國主權，50年代后期兩國關系逐漸惡化。1969年3月，珍寶島事件更加劇了兩國緊張關系。同年9月11日，周恩來總理抓住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赴越南參加胡志明主席葬禮回國途經北京的機會，在首都機場同他會晤，進行了坦率耐心的談話，但蘇聯仍一意孤行。

1982年3月24日，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發表講話，對中國進行了攻擊，但字里行間卻透露出想同中國改善關系的愿望。鄧小平同志指示外交部立即作出反應。時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的錢其琛就此舉行了他作為外交部發言人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發布會，發布了只有三句話的簡短聲明。那時，我在新聞司外國記者處工作，擔任此次發布會的英文翻譯。至今我都記得那三句話：“我們注意到了3月24日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發表的關于中蘇關系的講話。我們堅決拒絕講話中對中國的攻擊。在中蘇兩國關系和國際事務中，我們重視的是蘇聯的實際行動。”

當時中蘇關系正常化面臨三大障礙，即蘇聯在中蘇邊境和蒙古駐扎重兵，武裝占領阿富汗，以及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這三大障礙明目張膽地破壞五項原則，分別從北面、西面、南面威脅到我國安全。因此，小平同志指出，中蘇關系的改善必須是有原則的，蘇聯必須拿出實際行動來改善兩國關系，消除這三個障礙的根本，就是要求蘇聯遵循五項原則。

1988年12月1日，錢其琛外長訪問蘇聯，主要目的是解決三大障礙。這是30多年來中國外長首次正式訪蘇，可以說是一次破冰之旅。這也是我第一次陪同錢外長訪問蘇聯。同行的有蘇歐司司長戴秉國、亞洲司副司長張青、俄語翻譯宮建偉等。訪問一共3天，很緊張。其間，蘇方答應逐步消除三大障礙。時值嚴冬，莫斯科大雪紛飛，寒風刺骨。12月2日深夜，錢外長找戴秉國、張青和我在住地院子里踏著厚厚的積雪，邊散步邊討論訪問成果。大家都認為訪問基本達到了預期目的。12月4日，我們回到北京。錢外長一下飛機就向小平同志作了匯報。小平同志肯定這次訪問，認為中蘇關系正常化的基本條件已具備。沒過多久，我們正式邀請蘇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訪華。

1989年5月15日至18日，戈爾巴喬夫應邀訪華。16日上午，小平同志同戈爾巴喬夫會晤。我當時負責新聞吹風。小平同志總結了中蘇關系幾十年的風風雨雨，強調雙方交惡主要是蘇聯把中國擺錯了位置，實質問題是不平等。兩國無論是結盟還是對抗，都是不成功的，中蘇關系還是要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戈爾巴喬夫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蘇中高級會晤標志著兩國關系進入了新階段，兩國關系將建立在國與國交往的普遍原則以及和平共處的原則基礎上。通過這次高級會晤，中蘇終于結束了幾十年的不正常狀態，重新建立起正常的國家關系。中蘇關系正常化的實質就是做到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來辦事。世界上國土面積最大的國家和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實現關系正常化，五項原則發揮了特別大的作用。

另一件大事是中國與印度的關系。中印兩國有著友好交往的悠久傳統，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也是中印兩國共同倡導的。然而，中國和印度因歷史、地理等原因，邊界從未劃定。由于印方堅持以所謂“麥克馬洪線”為邊界線，在軍事上推行“前進政策”，蠶食中國領土，1962年10月20日，中國軍隊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進行了自衛反擊。此后，雙方撤回了大使，兩國友好往來中斷。解決中印邊界問題，也要按照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耐心進行外交談判。

2003年6月，時任印度總理瓦杰帕伊訪華，溫家寶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宴請，兩國領導人在宴會桌上就邊界問題建立磋商機制達成共識。瓦杰帕伊當場指定隨行的國家安全顧問布拉杰什·米什拉擔任中印邊界問題印方特別代表，希望中方也盡快指定人選。溫總理隨即讓我推薦一位相應人選。我建議由外交部黨委書記、副部長戴秉國擔任中方特別代表。溫總理當即讓我請示胡錦濤主席。我馬上離開宴會桌去給胡主席辦公室打電話，很快得到肯定答復。我又打電話找秉國同志，想向他通報一下情況，不巧他出去散步了。我回到宴會廳向溫總理報告結果，這事就定了下來，并寫入兩國總理簽署的《中印關系原則和全面合作宣言》。第二天，秉國同志見到我問：“怎么回事，我一下子成了特別代表了，事先一點兒不知道，還是從廣播中聽到的。”我向他解釋了事情的來龍去脈，他笑了。

2005年4月，溫家寶總理應曼莫漢·辛格總理邀請訪印。雙方在正式會談時同意就兩國關系確立新的定位，但聯合聲明一直談不下來，分歧主要是在印度“入常”問題上。辛格強調，如聯合聲明不包含中國支持印度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表述，他很難說服印度人民，在議會和聯合政府中會遇到困難。兩國總理臨時決定，讓雙方外長出去商量這事怎么辦。于是，我和納特瓦·辛格外長暫時離開會談廳，很快就商妥了一個表述，內容為：中國和印度一致認為，聯合國的改革應該是全方位和多層面的，應該注重增加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印方重申其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愿望。中方重申，印度是重要的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舞臺上發揮著日益重要的影響。中方高度重視印度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理解并支持印度在聯合國和國際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雙方重申，愿意在聯合國改革進程中進行密切磋商與合作。這段話照顧了印度的關切，又與我原則立場一致，實際上是互諒互讓的結果。會談后，兩國總理發表聯合聲明，宣布建立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

中波關系沒有因波蘭劇變受到影響，中印關系經歷曲折，從正反兩個方面說明五項原則的價值

講述者：裴遠穎

當代世界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前駐波蘭、立陶宛、印度大使

在我個人的外交經歷中，我深深體會到五項原則對外交實踐的作用和意義。1989年，在我擔任中國駐波蘭大使期間，波蘭發生劇變。劇變后，波蘭的社會制度改變了，而中國還是社會主義，原先建立在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共同性基礎上的兩國關系模式顯然難以為繼。怎么辦？中國很快找到答案，那就是尊重波蘭人民自己的選擇，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指導和發展兩國關系。實踐證明，中波關系沒有因波蘭劇變受到影響，不但保持了原來的水平，還有所發展。后來中東歐國家相繼發生劇變，基本上都是以這種模式妥善處理了雙邊關系。這也說明五項原則是經得起考驗的，是富有生命力的。

1991年，蘇聯還沒有解體時，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等波羅的海三國就已宣布獨立，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發生了根本變化。當時擺在中國面前最直接的問題就是要不要承認他們，對它們采取什么態度；這里有種種因素需要考慮，如果處理不好，內外都可能引起連鎖反應。因此，中國怎樣表態，國際上非常關注。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中國很快就承認了波羅的海三國并派遣大使。我們這樣做的根據就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波蘭外長對我說，你們堅持五項原則，尊重各國人民的選擇，做得非常好，令人欽佩。他的這番話也反映了當時國際社會的普遍看法。我被任命為中國駐立陶宛第一任大使。我到立陶宛遞交國書，先后會見了立陶宛總統、總理和外長。根據國內指示，我表明了中方立場：中國外交政策的總方針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尊重各國人民的選擇，中國愿意在此基礎上同立陶宛發展友好關系。對方表示，立陶宛敬佩中國經濟成就，高度評價中國公正的外交政策，立陶宛認同和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絕對不會同臺灣發生政治關系(當時臺灣正在加緊對波羅的海三國開展“銀彈外交”)。當時的立陶宛總統在意識形態方面雖然很強硬，但他也認識到，不能以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來決定國家關系，應當把兩國關系建立在五項原則基礎上，這符合立陶宛自身利益。后來在涉臺問題上，立陶宛確實是這樣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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