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歷史研究》迎來了創刊60周年。60年前，肩負著領導新中國建設繁巨重任的中共中央，決定創辦一份全國性的史學刊物——《歷史研究》，毛澤東同志親自確定“百家爭鳴”的辦刊方針，郭沫若同志出任首屆編委會召集人。這是一份在特殊歷史時期以特殊方式誕生的學術刊物，從一開始就被賦予神圣的歷史使命，這就是引領當代中國史學的前進方向。60年，風雨兼程。《歷史研究》和新中國史學一路走來，經歷了一段曲折但不失輝煌的歷程。深刻反思、認真總結其中的成敗得失，將使我們獲得寶貴的歷史教益。
唯物史觀是當代中國史學的旗幟和靈魂
隨波逐流，不是優秀學術刊物的風范；勇開風氣、引領學術，才是其職責所在、尊嚴所系。
在人文社會科學中，每一種學術形態都有自己的價值立場。在我國，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萌生于五四運動前后，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社會史大論戰中勃然崛興，逐漸成為進步學術的主流。新中國成立以后，以唯物史觀占領史學陣地，成為理論建設的重要要求，也是史學發展的必然趨勢。正是在這一特殊歷史背景下，《歷史研究》應運而生。郭沫若在發刊詞中滿懷激情地寫道：“我們就請從我們所從事的歷史研究工作這一門科學方面努力達到實際的成果，來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深入的學習吧。”
從新中國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爆發，《歷史研究》高舉唯物史觀的旗幟，辟除榛莽，努力開辟中國史學的新天地。10余年間，它刊發了胡繩、侯外廬、范文瀾、尚鉞、黎澍、日知、白壽彝、劉大年等一大批馬克思主義史學名家的文章，這些文章帶動了整個史學界對唯物史觀的學習和運用。史學家們從社會形態研究的角度，以開闊的視野對人類歷史進行新的全方位審視，尤其是圍繞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問題、中國封建社會農民戰爭問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這“五朵金花”展開的研究和討論，不但使一批千百年來被忽略、被遺忘的歷史領域得到了應有的重視，一大批沉淪埋沒、幾近澌滅無聞的歷史資料、歷史真相重見天日，而且推動史學界建立起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的學術研究體系。這一嶄新的學術研究體系，將中國現代史學和以儒家思想為指導、以考經證史為特征的傳統史學徹底區別開來；和以資產階級唯心史觀為指導、以實證為特色的近代史學徹底區別開來。史學家們沿著歷史唯物主義指引的方向，以嚴謹求是的學風鉤深致遠，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相互作用的角度，考察了人類社會變遷的內在軌跡，比較準確地揭示了人類歷史演進的一般規律，特別是揭示了中國社會既遵循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又具有自己鮮明民族特色的獨特歷史道路。正是在這一宏偉的、史詩般的學術進程中，古老的中國史學煥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
以現在的標準看，盡管當時我國史學包括《歷史研究》本身，在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學術研究方面曾出現過教條主義等種種失誤，但畢竟形成了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嶄新學術話語體系。這是新時期中國史學前進的基礎和出發點。堅持唯物史觀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立足中國國情，始終是當代中國史學最鮮明的時代特征，是其最有價值的學術個性。
探索歷史規律是當代中國史學的本質追求
史學是一門科學，其最顯著的學術特點是實證。但實證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史學的真正使命是探索社會變遷的內在邏輯與規律，為文明的提升提供借鑒與參考。真正的史學家從來都將認識人類的命運作為自己全部學術活動的出發點，力圖通過對社會關系、社會形態的反思，通過對人和自然關系的反思，總結出具有普遍意義的歷史結論。清儒章學誠強調“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反對離事而言理，體現了史學在真理探索中的重要作用。事實上，高層次的史學活動從來都是思辨性的，充滿了理性的睿智。
創刊伊始，《歷史研究》就以高度的理論自覺積極引導史學界投身到歷史規律的探索中來，投身到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學科體系的構建中來。在這場深刻的學術革命中，《歷史研究》是參與者、引領者和推動者。除了積極引導對“五朵金花”的討論，《歷史研究》還陸續刊發了有關歷史發展動力、歷史創造者、歷史人物評價、唯物史觀科學性、中國歷史上的唯物主義思想、中國革命何以成功、新民主主義革命等一系列帶有規律性認識的文章，對開創新中國史學研究新局面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改革開放以后，《歷史研究》大力提倡解放思想、理論聯系實際，從實證研究和理論研究兩個方面，推動史學界開辟新領域、引進新方法、提出新理念。正是在《歷史研究》等的引領下，在學者們的共同努力下，社會史、環境史、文化史、區域史等一大批新領域被開辟，一大批新資料被發現，人類歷史以富含變化的方式向人們呈現出多層次、多維度的宏大場景。史學家筆下的社會生活，更全面、更接近于歷史的真實。應該說，這一狀況和過去將歷史規律簡單化、社會形態片面化相比，是一次了不起的學術飛躍。
毋庸諱言，每一次學術進步都有自己的局限性，甚至有可能以局部領域的退步為代價。最近幾十年的歷史研究也是如此。片面推崇考據、淡化理論、否定規律等現象，在史學界有所蔓延。一些所謂新方法、新理念，浮華多于實際，沒有也無法重寫歷史，反而將歷史搞得支離破碎。史學界對歷史細枝末節的斤斤計較、糾纏不休，往往遮蔽了歷史的真相。事實上，考據學不等于歷史學，碎片化不能也不應該成為中國史學的主流。面對異常復雜并且充滿變化的人類社會，人們不禁要問：資料是否等于歷史？“事實”是否等于真實？史料羅列難道真可以代替理論概括？細膩入微的盲人摸象真可以讓我們獲得大象的全局甚至發現其內在規定性？
碎片化的結果必然是見孤木以為森林、拾芝麻以為珠璣，甚至用精心挑選的資料碎片歪曲和篡改歷史。在歷史研究中，如果人們忘記或漠視規律這一最終關懷，試圖用碎片疊加的方式重塑歷史，那么，其著力愈多，離作為一門科學的史學的本質追求愈遠，最終會迷失在由大量資料碎片組成的汪洋大海中。
毫無疑問，克服碎片化的出路在于重建人們追求真理、追求本質與規律的信心，學會從長時段的視閾、全面的視閾、發展的視閾對待歷史。這是嚴肅的史學家應該堅持的基本原則，也是《歷史研究》始終秉承的基本品格。
經世致用是當代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
在人類歷史進步的長河中，史學應該位于激流深處推波助瀾，而不是站在岸邊冷眼旁觀，更不能逆流而動。歷史研究與其說是面對過去，不如說是立足現在、面對未來，即所謂“述往事，思來者”。
《歷史研究》自創刊以后，就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將推動學術繁榮與服務社會發展有機統一到辦刊實踐中。新中國成立初期，馬克思主義雖然經過革命戰爭年代的學習和宣傳獲得了越來越多人的認同，但在學術界還沒有占據主導地位，封建史觀殘余、資產階級唯心史觀在知識分子中仍然具有一定市場。《歷史研究》自覺承擔起在史學界確立唯物史觀主導地位的時代責任，以學術討論和爭鳴的方式，引導史學家們學習唯物史觀、運用唯物史觀，中國史學的面貌為之一新。“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歷史研究》配合全國上下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積極策劃了一批揭露“四人幫”歷史罪行以及解放思想的文章，推動學術界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為改革開放營造了良好的理論和學術氛圍。最近30多年，隨著社會矛盾的凸顯，環境治理、醫療衛生、農村問題、災害防治等逐漸擺在人們面前。《歷史研究》主動介入現實問題，引導學者通過古今中外的比較研究，尋求解決問題的良策。近年來，《歷史研究》專門策劃了環境史筆談，陸續刊發了災荒史、醫療史、疾病史、城市史、鄉村建設史等具有現實感的論文。這些主題，既代表著國際史學發展的前沿方向，又對中國當代治理具有啟迪意義。
中國史學界在服務現實方面走過不少彎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影射史學，粗暴地踐踏了歷史研究的科學價值和學術尊嚴。但問題在于，以史經世和庸俗史學是完全對立的。影射不是經世，奉承、迎合也不是經世，為一時之需別有用心地歪曲、篡改歷史更不是經世。真正的以史經世，講的是科學與人文、理性與激情的統一，它立足長遠、服務大局，努力為社會進步提供嚴肅的歷史鏡鑒。在這方面，史學界包括《歷史研究》還有大量工作要做。
櫛風沐雨60年，《歷史研究》的道路也非一路暢通、凱歌行進。改革開放前，它曾受極左思潮的影響，妨礙了正常的學術探索。改革開放后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后，面對急劇變革的社會環境，面對形形色色的新思潮，面對各種學術流派的相互激蕩，面對學術辭藻、方法、手段的不斷翻新，《歷史研究》面臨新的選擇、新的挑戰和考驗。如何卓有成效地引領中國史學界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堅守自己的學術理念、學術傳統和學術品格；如何以更大的理論勇氣，探索新問題，形成新觀點，獨抒己見，切磋砥礪，使史學更有生機、更具激情、更富活力；如何激勵學者自覺地承擔起時代責任，服務國家和民族，做到文須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將來；如何激濁揚清，使我們的學風走上正直之道，使學者更加包容、更加冷靜，容得下批評與異議，不為近利所動，不為浮名所惑，潛心學術，著眼未來；如何推動學者在國際學術舞臺上更加自信、更具尊嚴，既不妄自菲薄，亦不妄自尊大，為人類文明的提升貢獻中國史學的智慧。所有這些，都是《歷史研究》必須認真思考、努力回答的時代問題。《歷史研究》的獨特價值，歸根到底在于它代表著、見證著當代中國史學的良知、品格和未來。
高翔（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秘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總編輯、《歷史研究》編輯委員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