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個中央部門在非定點飯店召開會議384個；23個部門超標準、超范圍或虛列會議費支出1355.85萬元；14個部門向所屬單位等轉嫁攤派會議費555.95萬元……

這些表述出現在6月24日下午，審計署審計長劉家義向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做的《國務院關于2013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以下簡稱“2013年審計報告”)中。

2013年審計報告披露，此次審計了38個中央部門，延伸審計這些部門的389個所屬單位，這些單位的“三公經費”和會議費財政撥款支出比上年下降22.93%，但是有些部門沒有嚴格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會議費管理使用不嚴格，違反財經制度規定。

一年前的6月下旬，審計署審計長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做2012年審計報告，大范圍披露了中央部門單位會議費管理使用情況，揭示了超計劃、超標準以及轉嫁攤派相關費用等問題。2012年審計報告披露，各中央部門均存在超標準列支會議費，有的部門一年超計劃召開會議200多個。

“這么多的中央部門多次違反規定，會議費使用存在很多違規問題，反映出中央部門預算支出存在的盲目性和隨意性，這是延續多年的問題了。”上海財經大學教授鄧淑蓮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鄧淑蓮介紹說，中央部門預算支出分為基本支出和項目支出，基本支出是維持部門正常運轉的必需費用，比如人員工資福利、辦公經費等，可以看作吃飯財政，這類支出每年相差不會太大，“可以做手腳的空間不大”，項目支出是做事財政，“每個預算年度要做多少事，會有很多差別。”

按照我國的政府預算收支科目，會議費支出屬于項目支出，“部門預算編制時，申請會議費預算支出的理由比較好找，不像基本支出，申請預算支出時要按照人頭來計算。”鄧淑蓮表示。

中央財經大學政府預算研究中心主任王雍君認為，會議費支出與其他支出比較，支出內容有較大彈性，較容易與招待費等混淆使用，特別是會議費支出發票在賓館酒店可以集中開，所以有些不好直接入賬的其他費用支出或需要調節的費用支出，有的部門會在會議費支出中報銷。

不好入賬的其他費用支出或者需要調節的費用支出，可能有哪些呢？

記者注意到，2014年4月，廣東省廣州市本級部門和下轄區在公布2014年部門預算時，除了列出“三公經費”預算外，不少部門將會議費單獨列出，公眾馬上發現，廣州市本級各部門會議費預算總額巨大，相當于“三公經費”的近一半。

廣州市花都區2014年預算曬出的會議費是2850萬元，據此估算，如果按一年250個工作日計算，每天的會議費超過11萬元。

廣州市花都區政府在給媒體的書面回應中表示，由于對會議費預算編制口徑理解不統一，有的部門將部分培訓費列入了會議費預算，區教育局列了200萬元培訓費進入會議費。

廣州市教育局回應，市教育局包括66個預算單位，人多會多……

鄧淑蓮說，根據《2014年政府收支分類科目》，會議費與培訓費分屬不同科目，“可能有些培訓與會議相似，有的會議借著培訓召開，這說明當前預算管理松懈，支出隨意、科目混淆的現象突出。”

“一項支出超預算了，就放進其他科目，這種做法在實際操作中很常見。”鄧淑蓮說。

2013年審計報告披露中央23個部門超標準、超范圍或虛列會議費支出、向所屬單位等轉嫁攤派會議費，比如，國家衛計委有關司局2012年和2013年有3次工作會議由其所屬衛生部醫院管理研究所具體承辦，會議費99.85萬元均由醫藥企業贊助。

在鄧淑蓮看來，這些都屬于部門預算項目支出中的不規范做法，“某個部門申請到了某個會議的預算項目支出，如果轉嫁攤派給了所屬單位，這筆預算就不會用到這個會議上了，就有可能用在其他公務消費上。在厲行節約、反對浪費的政策大環境下，政府部門的公務消費日趨收緊，有些部門可能會想到這種辦法，轉移一些公務消費的出口。”

從2014年1月起實施的財政部、國家機關事務管理局、中共中央直屬機關事務管理局制定的《中央和國家機關會議費管理辦法》，將所有黨政機關、人民團體、法院、檢察院、人大、政協的會議費納入部門預算，單獨列支，并要求會議費預算細化到具體會議項目，執行中不得突破，各單位召開的會議實行分類管理、分級審批，嚴格控制會議規模，嚴格限定會議會期和召開頻率，規定嚴禁在會議費中列支公務接待費，詳細規定了會議費開支范圍，按照會議類別，規定了每人每天的開支標準。

虛列會議費支出、向下屬單位轉嫁攤派會議費等都是明令禁止的行為，為何一直未能徹底杜絕？在2013年審計報告中被點名的一些會議費使用管理違規的中央部門，很多都是連續多年屢審屢犯。

2013年審計報告中指出，從審計情況看，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問題仍然突出，反映出一些單位和個人法紀意識淡薄，責任追究和處罰也不到位。

中央財經大學財政系教授曾康華表示，屢審屢犯與整個制度建設有關。當前，審計部門主要還是查賬，未被賦予更多的監督職責，將來可以讓審計部門在查出問題后，對問題的后續處理上，能夠更多參與。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李盛霖分析說，除了對審計報告中披露問題的整改工作需進一步加強外，在財政工作中依法行政、依法理財的觀念需進一步加強，監督力度有待加強。一些問題反映出體制和機制上的不合理，比如，目前各級政府的事權和財權的責任不太明確，財政預算基本制度和會計制度不夠完善，有很多問題的處理沒有個統一的標準和口徑。盡快研究界定財政支出的范圍、邊界，明確各級政府的事權和支出的責任，這是解決屢審屢犯的根本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