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欽佩曾經的戰爭對手殺人“專業”的方式向之示好，即使認為可以搔到安倍的心理癢處，卻無論如何也算不上好的外交表述，只能歸結為外交“放言”而“失言”一類。

最近，澳大利亞總理阿博特在接待日本首相安倍時說，“當然，澳大利亞人看待日本并不總像現在這樣友善，但即使在二戰期間，即使我們不認同日本的作為，澳大利亞人對日本人戰爭中的技能與使命必達的榮譽感相當欽佩”。他還說，“戰爭中最激烈的對手也能變成最好的朋友。二戰后日本一直是國際公民典范，考慮到它是國際一等公民，我歡迎日本全面參與國際大家庭，歡迎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成為地區更有能力的戰略伙伴”。

阿博特的這番話引起內外相當的反彈，有參加對日作戰的澳大利亞老兵激烈地批評他的說法。二戰中，日本在偷襲珍珠港后對澳大利亞達爾文港實施數十次空襲，投向那里的炸彈比投向珍珠港的還多，約1.7萬名澳大利亞士兵在對日作戰中陣亡。阿博特是戰后一代人，他與戰時參與者的感受，差異是很大的。

阿博特這番話有自身的利益考慮，安倍此訪帶來了兩項大禮：一是放寬澳牛肉進口限制，二是加強了日潛艇進口等軍事合作。此外，這些話也包含了配合美國亞太戰略布局的含義。

然而，以欽佩曾經的戰爭對手殺人“專業”的方式向之示好，即使認為可以搔到安倍的心理癢處，卻無論如何也算不上好的外交表述，而且具有某種情感傷害性、內在矛盾性和邏輯混亂性，只能歸結為外交“放言”而“失言”一類。此外，這種多少有點肉麻的示好，也很容易導致澳大利亞得此失彼的利益失衡。

“放言”一詞，日文中有，和中文字一樣，意也一樣。過去，日本有若干高官因在戰爭歷史問題上“放言”而辭職。近年，日本社會右傾化明顯，和平力量的制約有相當的削弱。在這一情勢下，阿博特的言論實在不合時宜。

其實，日本最近的“解禁集體自衛權”“修憲”之舉，修的就是美國戰后為日本制定的憲法，要突破美國戰后對日本的羈系。美國現在雄心雖在卻力有不逮，也就有意放松韁繩，二者合流，形成今日之局。這種復雜格局未來如何演變，恐怕只有天曉得。從現在的情況看，美國還是保持了某種彈性。對澳大利亞來說，也是慎“放言”，保持彈性較好。

本報特約評論員黃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