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近期在長三角地區調研了解到，目前長三角江蘇、浙江、安徽、上海三省一市在霧霾治理過程中，面臨著污染機理底數不清、監測數據來源多頭導致難以挖掘數據規律、科研各自為政導致人才利用率低下等問題，污染預報預警模型難以建立，大量監測數據難以成為對策依據。目前，三省一市均在邊查源邊治理，以時間節點倒逼目標任務，政策有效性難以評估。

邊查源邊治理政策有效性難評估

“時間緊、目標高、任務重。“我們不缺技術，缺的是時間研究對策。”長三角地區多位環保部門負責人受訪時表示。記者采訪了解到，目前，三省一市環保部門尚未完成污染源解析等基礎工作，在技術解決方案并不齊備情況下，先定目標后定方案，一邊查源一邊治理。

今年1月，長三角區域大氣污染防治協作小組成立；4月，相關行動計劃草案基本完成，明確了長三角三省一市大氣污染治理的六項重點工作。然而，多地環保部門負責人坦言，雖然“國十條“省十條“區域行動計劃”都已陸續出臺，但是這些計劃中列舉的各項手段措施究竟要花多少錢？現有經濟社會條件能否承受？一系列問題“心里沒數”。江蘇省環保廳大氣辦相關負責人楊浩明說：“根源是底數不清、機理不明，源解析和排污清單的研究工作并未完成。”

據浙江省環保廳污防處介紹，浙江省內已有杭州等城市開展了污染源解析工作，其他城市還在實施過程中。上海市環境監測中心2014年4月公布最新解析結果，上海市主要污染源來自工業和交通。但采樣時間為2012年至2013年，本年度數據仍不掌握。

江蘇省環保廳近日啟動了中美合作“大氣質量管理技術援助項目”，主要學習如何讓治理手段與治理效果相匹配的技術。楊浩明說：“大氣污染治理也必須考慮現有經濟社會條件是否能夠承受。”江蘇省環保監測中心主任張祥志認為，環保部門現在壓力大，短時間內要見效，政策有效性的評估做得不夠。

由于底數不清，各地治理目標和手段高度趨同。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柴發合說，仔細分析各地出臺的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竟然都跟北京差不多。“這是很不理性的，只有科學制定政策才能以最小投入換來最大效果。”

江蘇省宏觀經濟研究院的研究發現，近年來我國推廣燃煤機組煙氣超低排放技術，提高天然氣使用比例，新能源應用比例顯著提升，但霧霾發生頻率和嚴重程度卻依然大幅提高。江蘇省宏觀經濟研究院院長顧為東說“在霧霾成因存在高度不確定的情況下，如何選擇和設計防控政策是大難題。”

部門分割數據紛雜規律模型難建立

完成污染源解析和污染清單的制作，需要大量環保監測數據建立分析模型，在此基礎上進行預警預報。記者采訪了解到，當前，各地僅涉大氣污染的觀測站點就涉及多個部門，不僅標準遠未統一，且部門分割導致數據資源難以共享。

浙江省氣象局從2013年4月開始進行全省氣象監測設施普查。普查發現，多年來浙江省氣象、國土資源、環境保護、交通運輸、水利、農業、林業、海洋與漁業、旅游、海事、測繪、通信、電力、鹽業、民航等部門和單位，根據各自事業發展需要，建設了各種類型的氣象臺站或自動氣象監測設施網絡。但是，由于氣象監測設施基本上都是依部門需求而建，標準不一、設備各異、數據紛雜，尚無法有效共享和集約使用。目前，中國氣象局正在著手梳理、規范全國霧霾觀測站點，并要求各省統計分析標準和方法與國家氣候中心保持一致，盡量做到部門內部一致。

系統自身標準尚不統一，部門之間更難協調。今年4月江蘇省環保監測中心與江蘇省氣象局達成了聯合會商機制，相關數據實現共享，科技人員互相參與項目研究。江蘇省氣象臺副臺長魏建蘇說“目前交換的數據是環保系統72個國控點和氣象系統70個國家站的數據，省市布控站的數據由于誤差較大暫時無法實現共享。”

南京大學氣候與全球變化研究院院長助理、江蘇省氣候變化協同創新中心副主任丁愛軍說，相關部門的歷史數據不愿共享，大量污染源普查的歷史清單成了沉睡的數據。每次遇到新問題就重新進行數據調查，造成了環保科研領域的極大浪費“別說公眾拿不到，連我們這些科研人員也很難拿到這些數據，不得不想方設法通過私人關系去拿數據。”

魏建蘇說，目前我國采用的大氣污染預報原理仍是以美國等國外設計的模型為依托，導入國內城市污染源，進行分析預報。但由于國內污染源排放清單調查不細，氣象數據分辨率較低，導致現有預報準確度不夠，中長期預報能力不足。

人力短缺人才不足硬件式達標存隱憂

記者采訪了解到，由于大氣污染治理是近年來新發生的污染問題，盡管長三角各地均在積極組織人才隊伍，進行項目攻關和科技協作，但短期內大氣污染防控的研究、分析、管理人才嚴重不足，影響了霧霾監測預警和治理水平。

“大氣辦”目前是各地環保廳局專職負責大氣污染工作的部門。江蘇省僅省環保廳和縣級市常熟市設立了大氣辦，其他地方則在污染防治處內有一到兩人負責該項工作，大多數是兼職。

浙江省和江蘇省的環保部門負責人表示，近幾年國家對大氣污染防治工作的硬件建設投入較大，但軟件建設仍跟不上。隨著大氣污染環境檢測任務日益加重，環保工作人員不足的窘境愈發突出。張祥志說，去年底霧霾高發以來，江蘇省環保監測中心工作量至少增加30%，不僅沒增加編制，還有3人因待遇和壓力等原因離職。中心12個人既要負責全省上百個監測站的維護，還要兼顧海量數據分析，疲于奔命。

據浙江省環保廳污防處介紹，當前，地級市以下環境監測的能力不足問題更加突出，急需強化應急能力、大氣環境監測監管能力建設。特別是要增加專業技術人員配置，讓環境監測監管人員進得來、留得住、干得好。

南京大學地球系統區域過程綜合觀測試驗基地從2011年成立至今，已有不少富有價值的科研成果，但難以落實到有關部門環保政策的對策建議中。丁愛軍說，環保部門的很多科研項目通常首先委托下屬的環科院，此外還經常去國外、省外請專家，其實本地的研究力量都沒有充分利用。同時，高校在學科建設上也跟著社會上短期熱點走，缺乏長期謀劃。前幾年水污染和環評有需求，高校研究項目就著重于水污染和環評，在大氣污染治理方面幾乎沒什么人才儲備。美國在治理PM 2.5后又出現了光化學污染、臭氧等問題，我們應當吸取教訓，提前布局，做好人才和科研儲備。

顧為東說，當前霧霾研究問題上存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兩張皮的現象。研究發現，霧霾頻發與我國東部地區水土環境污染、大量滋生微生物種群有直接關聯，而國外引進的儀器均不具備微生物監測分析功能。建議大氣研究跨界融合，引入生物工程等方面專家，盡快建立符合我國實際的大氣污染科學研究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