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初，35歲的塵肺病人馬建林在廣東省職業病防治院病逝，身后欠下20萬元的醫療費用——“這樣的事情每年都有，每年都有農民工找不到地方要醫藥費，最后變成醫院買單。”廣東省職業病防治院副院長胡世杰無奈地說。

記者近日采訪了解到，醫療欠費已成廣州各類醫院的“難言之痛”。這個問題有多嚴重？成因是什么？有無破題良策？

欠費在醫院中普遍存在

“感謝醫院與護士對我的照顧，我這樣做也是沒有辦法，對不起！” 2006年8月份，有一名叫阿亮(化名)的患者因為患上三氯乙烯藥疹樣皮炎的職業病并送到省職防院搶救，但12月份治愈后，留下一封感謝信后悄悄離院，至今欠下7萬多元的醫療費用。

在廣東省職業病防治院副院長胡世杰手里，有著一疊類似的欠費患者材料，數額從2、3萬元到20萬元不等。來廣東省職業病防治院就診的患者主要為職業患者，近年來該醫院累積的醫療欠費共70多萬元，涉及大概10例病例。

“對于大型的綜合性大醫院來說，也許這70多萬元不算什么，但是我們醫院接收的病人主要為低收入的工人群體，醫療業務收入不高，這筆欠費對于我們來說已經相當巨大。”胡世杰說。

事實上，在大部分市民眼里占強勢地位的公立醫院，家家都有一本難以啟齒的賬目。

據廣州市衛生局提供的數據，據不完全統計，2012年，廣州地區各公立醫療機構共欠費1754萬元。其中占比最高的為重癥孕產婦、兒童醫療救治欠費700萬元，流浪乞討人員醫療救治欠費73萬元，其他病人醫療救治欠費900萬元。欠費人群中主要以流浪乞討、經濟困難、突發公共事件、道路交通事故受傷等患者居多。

廣州市婦女兒童醫療中心財務部主任莫斌告訴記者，他們醫院從建院至今，醫療欠費總額已經高達3千萬元，其中2012年欠費金額為752.7萬元，2013年為852.4萬元，除去各類慈善基金能夠覆蓋的金額外，醫院仍承擔的欠費金額分別為365萬元和450萬元，增長速度非常快。

“醫院作為醫療機構是沒有追討能力的，特別是有些患者本身生活非常貧困，或者家住外地，我們追討的成本甚至高于欠費本身，真的無計可施。”莫斌表示，這些欠費往往會導致惡性循環——病人和醫保等欠醫院的錢，醫院由于流動資金無法周轉，只能欠各個藥商和供應商的錢，不僅影響醫院的日常運作，也影響醫院的長遠發展。

“近年來隨著物價和病人的增多，醫療欠費的數字有上升的趨勢，這對醫院的技術提高、日常運營都產生了很大的壓力，不利于醫院的長遠發展。”廣州市衛生局醫政處副處長徐國智說。

制度落實有漏洞

醫療欠費的催繳，對于醫院來說是十分困難的事，有不少醫院通過法律途徑希望討回費用。

“你看這疊材料。”7月16日，莫斌向記者出示了厚厚一疊去年欠費金額較大的病人材料，“我們請律師幫忙追討，但是無一成功。”

“從大的方面來講，職業病欠費問題是個社會問題，但無論如何，該筆費用不該由醫院承擔。 這些年我們打贏官司的比例非常大。但是在實際執行中，由于企業倒閉變更、無力償還或惡意逃款等情況，就算打贏了官司，最后醫院仍拿不回欠款的案例也時有發生。”胡世杰說。

比如在塵肺病人馬建林的案例中，盡管企業為馬建林購買了工傷保險，其中涉及的醫療費用本可以由工傷基金覆蓋，但如今卻欠下20萬元的醫療費用。原來今年4月29日，馬建林獲得廣州市花都區社會保障基金辦公室給予的一次性傷殘補助等賠付70.1萬余元，而醫院對于馬建林生前已獲得70.1萬元傷殘補助的事情毫不知情。

根據去年四月份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公布的《關于執行<工傷保險條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十三條，由工傷保險基金支付的各項待遇應按《條例》相關規定支付，不得采取將長期待遇改為一次性支付的辦法。這意味著馬建林生前不能一次領取傷殘補助。然而根據《廣東省工傷保險條例》第31條，“戶籍不在統籌地區的一級至四級傷殘職工，本人要求解除或者終止勞動關系并一次性享受工傷保險待遇的，可以與統籌地區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簽訂協議，由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按照以下規定支付工傷保險待遇費用，終結工傷保險關系。”這意味著，盡管國家的《工傷保險條例》并不支持，在地方法規的允許下，像馬建林這樣一次性領取傷殘補助的行為并不少見，這給醫院合理地收取醫療費用帶來風險。

此外，據廣東省職防院統計，絕大多數發生醫療欠費的病人都沒有購買工傷保險，職業病人本身收入較低，要求他們承擔高額的治療費用幾乎不可能，而向企業追討欠費對于醫院來說非常艱難。根據《社會保險法》第四十一條，職工所在用人單位未依法繳納工傷保險費，發生工傷事故的，由用人單位支付工傷保險待遇。用人單位不支付的，從工傷保險基金中先行支付。從工傷保險基金中先行支付的工傷保險待遇應當由用人單位償還。用人單位不償還的，由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向用人單位追償。

“盡管有這樣完善的法律規定，但在實際中幾乎無法執行。原本應該由工傷保險基金負責的費用，落到了我們醫院身上，如果不解決這些漏洞，職業病醫療欠費這‘包袱’還將越來越大。”胡世杰說。

“包袱”該由誰承擔？

這個沉重的“包袱”該由誰承擔？

在采訪中，記者了解到，有醫院會把部分壓力“轉嫁”給各個科室的醫生和護士，讓醫務人員承擔起部分追討欠費的責任，甚至欠費直接影響科室醫護人員績效工資或者獎金，最終影響到科室醫生和護士的收入。但大部分醫院還是選擇“默默”地自己消化，當遭遇到惡意欠費時，有醫務人員表示會影響他們的工作積極性。

也有市屬醫院院長表示，對于將這一賬單公布于眾存在很多顧慮，擔心引發其他患者的連鎖反應，“再痛也只能自己忍著，再多也只能扛著”。救死扶傷是醫院和醫務人員的天職，但在醫院及醫護人員全心全力救治病人后，若還要承擔欠費的責任，這又是何等的尷尬，這樣巨額的醫療欠款又該由誰來買單呢？

胡世杰認為從個體的角度，醫院會通過各種途徑去追究相應的責任主體，尤其是有支付能力的責任主體，這也是避免國有資產流失，確保現有職業病救治模式得以延續，維護更多職業病患者利益的必要手段；從社會角度，應從機制、體制方面進行完善，才能確保類似問題得到根本解決。“當前國家法律已有明晰的規定，關鍵的問題在于執行和落實，既要避免下位法與上位法的沖突，也要求有關部門嚴格依法行政，司法部門依法裁決。”

“建立完善的社會醫療保障體系是解決欠費問題的根本途徑，讓困難人群能病有所醫，此外還要完善城鄉的基本公共衛生保障體系，讓老百姓的常見病突發病能在基層解決，就不用都到大醫院看病。同時要從整個社會的誠信體系下手，對于惡意拒付人員進行誠信監管，例如如果真的是惡意拒付的話，患者日后在銀行貸款等其他方面都應該有所影響。”徐國智說。(記者 何東霞 通訊員 李旭東 周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