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省常熟市某機關副局長王強(化名)最近比較焦慮，按照中央最新推出的公車改革方案，作為科級干部，他每月最多只能拿到650元的車補。相比之前每月領到的2800元車補，簡直是“大跳水”。

江蘇的其他地區(qū)，如張家港市、昆山市、太倉市等市區(qū)縣，以往的車補也與常熟差不多。而在蘇州的相城區(qū)，正科級干部過去能拿到的車補更多，最高的每月能有3700元，副科級每月也有3100元。

不管是常熟市，還是蘇州市的相城區(qū)，早在2003年前后，就被江蘇省列為公車貨幣化改革的試點，有的學者也把這種車改方式稱作蘇南模式。但這套已經運行了將近10年的改革模式在學界也有爭議，比如，這種高額補貼的方式能運行多長時間，在經濟欠發(fā)達地區(qū)如何復制等等。事實上，當這套模式遇到中央最新的公車改革方案時，也不知該怎么辦了。王強的擔憂就很典型，每個月2800元的補貼難道要縮水為650元？

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公車改革的實踐者葉青指出，對此輪車改表示不滿的，最多的就是既得利益者。有的干部抱怨說，車補這么少，以后能不出門就盡量不去。

還有人擔心，標準過低，會對已經車改地區(qū)的車補標準體系帶來顛覆性的沖擊，原有利益格局需要再平衡。

“拿的車補比工資還高”

早在2003年年底，王強就告別了免費享用公車的日子。買了一輛桑塔納，還在駕校報了名學開車。當時的常熟是蘇州市第一個進行公車改革的縣級市。改革的主體是鄉(xiāng)鎮(zhèn)機關、市機關各部門(公檢法機關暫不列入改革范圍)和村委三個層面的公車。

在王強的印象中，當時有人評價說，公車改革改掉的是官員的特權。在官員們的圈子里，車牌號與官位高低緊密相連，牌號越小，車肯定越好，官位也越高。

在當年的車改中，市級機關被分為三類：一類是建設局等13個單位；二類是市委組織部、紀委、宣傳部、衛(wèi)生局等42個部門；三類是法制辦、外事辦、工商聯等22個部門。鄉(xiāng)鎮(zhèn)改革也分為8個大鎮(zhèn)和3個小鎮(zhèn)。分類是根據各單位需要用車的工作量大小劃分。

一類部門正職每月補貼2800元，副職2400元，班子成員1800元，非領導職務的正科級干部1400元，非領導職務的副科級干部1200元；二類部門比一類部門少100元，三類部門比二類部門少100元。

大鎮(zhèn)的書記鎮(zhèn)長補貼是每月3000元，人大主任、政協、主席、副書記是2400元，黨委委員、副鎮(zhèn)長人大副主任、政協副主席是200元，非領導職務的正科級干部1400元，非領導職務的副科級干部是1200元，小鎮(zhèn)的補貼檔次要比大鎮(zhèn)少200元。

據統計，常熟市當時購買私車的副科級以上領導干部近500人，占總人數的85%。作為副科級干部的王強，每月能拿到2400元補貼。“拿的車補比工資還高”。

如果要拿到補貼，必須要出示購車發(fā)票，以及個人駕駛證和車輛行駛證。對于沒有購車的，副科級以上干部能拿到標準的50%，而一般干部可以拿到70%。

公開資料顯示，常熟市下轄的鄉(xiāng)鎮(zhèn)機關有公車206輛，全年支出費用1954多萬元(包括駕駛員報酬、車輛折舊費)；市級部門共有公車279輛(公檢法除外)，部門預算確定的交通經費達1762萬元(不含有駕駛員報酬)；村級共有公車87輛，年均支出170多萬元。根據測算，按照上述標注發(fā)放交通補貼，每年可節(jié)約交通費用合計1550多萬元。

王強說，經過車改小組評估，一些執(zhí)法單位保留執(zhí)法車，其余車輛全部移交市機關行政事務管理局。中介機構評估后，統一向社會公開拍賣。

王強介紹，隨著油價上漲，補貼標準也逐步提高，他現在拿到的車補每月為2800元。

謹防公車改革中的新腐敗

曾在常熟市市級機關當過局長的一位先生介紹，當時他們局內的司機全部進行分流，要么去了局內的科室，要么去了下面的事業(yè)單位。公開資料顯示，常熟市車改中涉及駕駛員463名，其中提前退休13人，分流轉崗350人，解聘100人。為此支付相關費用105余萬元。

2004年12月初，蘇州市相城區(qū)公車改革試點并未如期完成。據媒體報道，當時有近半干部對車改方案持反對態(tài)度。相城區(qū)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員說，最反對車改的是一些既得利益者，而很多中低層公務員支持車改。

事實上，各市區(qū)縣的車改也不徹底。常熟市在車改政策中規(guī)定，各部門根據工作需要(如重大公務活動或出差到常熟市以外地區(qū))，可以向市行管局租用車輛。當時這個政策是作為車改的過渡措施，確保各單位用車需要，但結果是，這個政策在車改后延用至今。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蘇南某縣級市一位政府工作人員陸浪(化名)說，車改后車子減少，駕駛員其實沒減少，大多數駕駛員分流后照樣拿工資。

陸浪身邊常有這種情況，因為招商引資的需要，當地很多鄉(xiāng)鎮(zhèn)都會有商務用車，但這些車時常被鄉(xiāng)鎮(zhèn)領導“占用”。他們一邊拿車補，一邊還享用鄉(xiāng)鎮(zhèn)車改后留下的專車。

因為市級機關下面的事業(yè)單位并未進行公車改革，這些單位至今留有公車和駕駛員。一個普遍的現象是，機關長期借用事業(yè)單位公車。

車改后，機關內部也流行“搭便車”現象。一些委辦局領導干部，也不一定自己花錢，完全可以搭便車，或者干脆要求下屬單位派車，下面的事業(yè)單位巴不得有接近領導的機會。

陸浪甚至聽說有些地方的一些鄉(xiāng)鎮(zhèn)領導，在拿到車補時，還利用手中權力，向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伸手要車，或將用車產生的費用轉嫁給企業(yè)。她覺得這是新一輪的公車腐敗。

無錫某縣級市一位政府人士張參(化名)介紹，現在很多領導干部對車補的認識出現了偏差。原來有公車時，“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現在用車必須自己掏錢，而且省下的錢歸自己，于是該去的地方都不去了。

張參說，一些單位超標準發(fā)放補貼，以油價上漲名義亂發(fā)汽油補貼；或者到下面事業(yè)單位無償借用車輛或報銷、索要發(fā)票等現象普遍存在。這無形中增加了車改后的行政成本。

葉青說，按照中央新規(guī)定，上述借用事業(yè)單位用車等行為都是違規(guī)行為，紀檢部門如果發(fā)現將予以嚴查。未來兩到三年，事業(yè)單位公車也要進行改革。

高補貼下的車改能否持續(xù)

常熟市監(jiān)察局的公務員徐峰于2007年在碩士論文中，專門對該市公務用車貨幣化改革進行研究。他在論文中計算道：假設某副鎮(zhèn)長購買一輛15萬元的私車，按照使用15年報廢計算，每年折舊費是1萬元，加上每年的保險費、養(yǎng)路費、修理費、保養(yǎng)費、停車費、過橋過路費、用于公務活動的燃料費等1.6萬元左右，合計大約2.6萬元，即每月補貼2200元比較合適。

論文還指出，將車輛每年的保險費、養(yǎng)路費、修理費、保養(yǎng)費、折舊費等全部計算在交通補貼內，而實際上車輛并不完全用于公務，產生的費用不應全由財政承擔。

針對車改效果，徐峰的論文指出，對常熟市200名參加車改公務員的抽樣調查顯示：85%的公務員認為車改便利于工作和生活，增加了出行率；12%的公務員認為，車改對出行造成了一定影響；3%的公務員認為，車改對出行造成了很大影響。

對常熟市100名市民的抽樣調查顯示，68%的市民認為車改是成功的，其中認為促進廉政建設的50%，節(jié)約成本的是13%，其他原因5%；32%的市民認為車改是失敗的，認為失敗原因是沒能節(jié)約成本的占18%，認為失敗原因是不能根治腐敗的占11%，其他原因3%。

有專家認為，蘇州區(qū)縣車改之所以堅持至今，一個關鍵原因就是上述補貼標準被多數官員所接受。

但根據中央最新政策，地方補貼不得高于中央規(guī)定的130%，科級干部補貼上限為每月650元。 中國青年報記者詢問了蘇南一些縣市的公務員，不少人坦言新標準過低。

2000多元的落差，如何讓這些領導干部接受？這是二次車改要面對的問題。常熟市紀委相關人士拒絕了記者的采訪要求。

蘇州市紀委的一位工作人員稱，蘇州車改工作主要由蘇州市發(fā)改委牽頭在做。而蘇州市發(fā)改委的相關工作人員則表示，他們目前尚無接到任何通知，具體誰來牽頭并沒有定下來。

盡管王強認為新的補貼肯定不夠用，但他表示最終還是會接受。“工作還是要想辦法做的，但如果要到農村，選擇坐公交車去，效率會大打折扣。”

葉青指出，蘇南地區(qū)的公車改革是把原來政府要養(yǎng)一部車的錢算進去。當時車改的政策是由政府來制定，“過去發(fā)那么多補貼并沒有什么問題”。

而這次中央進行公車改革的出發(fā)點不同，中央的政策是取消一般公務用車，適度發(fā)放公務用車交通補貼。“現在適度發(fā)放補貼，只是補償一部分費用，不是福利，也不是養(yǎng)車費用”。(李超 吳桂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