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進作風、推進改革的過程中，常會遇到這樣的糾結：隱性福利減少了、灰色收入不見了，這究竟是“當官沒勁了”，還是向合法待遇的回歸？約束更嚴了、監督更多了，是“禮不收了事也不辦了”，還是積極作為、敢于任事？細想這些問題，都涉及一個議題：干部待遇應該怎樣看？

在一個“利益”早已去魅的時代，各級干部當然都有追求合法待遇的權利。干部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也有正常的社會交往，尤其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領導干部的物質待遇和工作、生活條件也應該逐步得到改善。特別是廣大基層干部，任務重、工作難、報酬低，確實需要逐步建立與現實對接的待遇增長機制，這樣才能讓我們的干部干事創業心無旁騖、后顧無憂。

領導干部的合理合法的利益要承認、也要保障，但這與私心、私利、私欲不是同一個概念，不能混為一談。如果逾越合法權益的邊界，在私心、私利、私欲的蒙蔽下，對本不該有的特權習以為常，對超標濫配的待遇坦然受之，誤認為這就是“當官”的應有狀態，結果必然會對干部待遇產生認識上的扭曲。為官發財，應當兩道，習近平同志多次強調：“千萬不要既想當官又想發財。”

因此，看待干部待遇，關鍵是要處理好公與私的關系，解決好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個“總開關”問題。克己奉公、一心為民，是領導干部執政用權的基本要求，更是正確認識待遇的邏輯起點。社會經濟在發展、生活水平在提高，干部待遇理應改善，保障體系理應完善，然而，取締不合理收入，恰恰是增加合理收入的前提；改善待遇更應遵守法度、符合政策，不能以權謀私、中飽私囊。惟其如此，干部待遇才能規范透明，給干部漲工資、提待遇才會得到更多社會理解。

“心在人民，原無論大事小事；利歸天下，何必爭多得少得。”對于手握公權的領導干部而言，利益不是唯一的價值坐標，金錢更不是最高的評價標尺。楊善洲讓曾經的荒山瓜果飄香，精神滿足該如何計算？焦裕祿留下的泡桐樹為幾代人防沙護林，這筆財富又如何衡量？自古至今，為官者的價值都承載于奉公為民上，在領導干部的價值排序中，為人民服務應該始終排在物質利益前面，干事創業應該始終排在福利待遇前面。

當前，改革正當攻堅克難，發展仍須爬坡過坎，這為領導干部施展才華、實現價值提供了廣闊舞臺。少一些個人得失的計算，多一些舍我其誰的擔當，掙脫的是名韁利鎖的束縛，收獲的是有價值有理想的人生。“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樣的人生境界，不是更值得追求嗎？

“戀親，但不為親徇私；念舊，但不為舊謀利；濟親，但不以公濟私”。毛澤東同志當年為自己定下的三原則，蘊含公與私的哲理，至今引人深思。戚戚于非法特權，汲汲于蠅頭小利，只會把人生淹沒在利己主義的冰水之中。廉字打底、干字當頭，各級干部才能擺正心態看待遇，真正為民謀福祉、為國謀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