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社會發展的新階段，公眾的訴求可能更多地會關注自身權益的保護，強調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以及對公共事務參與表達出強烈的意愿

原題：中國社科院社會發展年度報告顯示

——法治保障對個人福祉影響最大

幾天前的一個早上，楊森從家騎著自行車趕到北京市昌平區某地鐵站后，把自行車停放在地鐵站旁邊的車棚里，鎖上之后趕著坐地鐵去上班。

然而，他下班后趕到車棚時，發現他的自行車已經不翼而飛了。“臨近過年，聽朋友說過要小心，但想著就是一輛自行車，也沒有在意，結果還是丟了。”

當法治周末記者問楊森“對治安狀況的滿意度如何”時，他表示：“一般吧。”

一個人的主觀感受不能說明什么，眾多人的主觀感受就是一定程度的民意，通過一定渠道收集起來，就可能成為反映社會發展程度的“晴雨表”。中國社科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下簡稱社科院社會發展院)正在做這樣的嘗試。

2013年12月25日，社科院社會發展院發布《中國社會發展年度報告(2013)》，其中一項調查數據顯示，在被問及“對治安狀況的滿意度”時，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一般”，接近四成的受訪者表示“滿意”。

三成受訪者不滿意社會公平

10年前，楊森從東北一所重點大學畢業后到北京發展。這些年來，經過打拼，楊森結了婚，買了房，有了孩子。

讓他遺憾的是，由于沒有北京市戶口，他要在北京參加享受社會保險，就必須得有單位，一旦沒了單位，他的養老保險記錄將暫停、將不再享有醫療保險待遇。

楊森認為，把社會保險等與戶籍掛鉤“不公平”。

因此，當法治周末記者問及對“社會公平公正狀況”的評價時，楊森脫口而出“一般”。

社科院社會發展院年度報告顯示，對城市居民的抽樣調查結果，超過四成的受訪者與楊森的評價一致，接近三成的受訪者表示“不滿意”，四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滿意”。

年度報告的數據來源，包括中國社科院社會發展院2013年和2012年進行社會發展狀況調查時所采集的數據樣本。

2013年問卷調查的范圍涵蓋了全國31個省(區、市)的1223個市縣區旗，從中抽取了60個市縣區旗的540個社區委員會和居委會。

中國社科院社會發展院課題組在數據分析基礎上，形成《中國社會發展年度報告(2013)》，量化評價社會變遷與發展形勢。

中國社科院社會發展院院長李漢林表示，我國在社會發展和社會結構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由于缺乏相應的監測和分析工具，使政府在解決這些問題上長期處于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境地。

李漢林告訴法治周末記者，基于此，社科院社會發展院實施了關于社會態度與社會發展的社會調查，形成“中國社會景氣指數”和“社會信心指數”，以監測中國社會變遷與發展的形勢，為國家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個全面、可靠的數據基礎。

課題組的依據是，一個社會的社會環境可以通過兩方面來觀察：在社會結構層面，社會上的制度安排能否最大限度地照顧到大多數人的利益，努力實踐公平正義等；在人們的主觀感受層面，人們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感受到他們所認可的制度安排。

“中國社會景氣指數”就是以這種主觀感受來描述具有結構性特征的社會環境，通過人們的“滿意度”、“相對剝奪感”和“對政府的信任程度”三項指標量化評價。

年度報告披露，在整體社會發展水平上，2013年，中國社會景氣指數是62.8，比前一年略有提升，處于一般水平；2013年，中國社會信心指數是77.4，比前一年略有提升，處于良好水平，說明了，盡管人們對目前社會方方面面的狀況有諸多的不滿意，但是，對我們這個國家未來的改革與發展仍然充滿了期待和希望，這可能是我們進一步改革與發展的重要社會條件與基礎。

課題組成員、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副教授吳建平向法治周末記者強調，從社會管理績效的角度看，目前最為嚴峻的問題是，有近六成受訪者贊同社會是非標準模糊和近五成的受訪者贊同存在社會信任危機，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急劇的社會變遷帶來的道德失范問題。

對政府部門的信任有待提高

楊森雖然丟了自行車，對2013年的治安狀況的評價也一般，但對未來的治安狀況還是表示會“變好”，因為在他的印象中，治安狀況一年比一年好。

因此，當被問及對公安局/派出所的信任情況時，楊森表示“比較信任”。

如果把公安局/派出所、工商稅務部門、社會保障部門、信訪部門、城管部門、法院這些國家機關放在一起，問最信任哪一個？

楊森的答案是“法院”。

年度報告顯示，將近六成受訪者很信任或較信任公安局/派出所，將近一半的受訪者很信任或較信任法院，受訪者對城管部門的信任度最低。

與2013年不同的是，2012年，受訪者最信任的國家機關是法院，共計超過5成的受訪者表示很信任或者較信任法院。而城管部門連續兩年成為受訪者最不信任的國家機關。

課題組成員、社科院社會發展院助理研究員張蒽在發布會上表示，分析結果表明，公眾對一些政府職能部門的信任還有待提高。

李漢林此前向法治周末記者表示，對政府的信任度，是受訪者對政府執政能力與自我治理的主觀感受，是對政府所作的一些相應制度安排的評價。

李漢林解釋說，這種評價會影響人們對政府的信任，既可能是造成人們對社會環境不同主觀感受的一種原因，也可能是這種主觀感受所形成的一種社會結果，是觀察社會變化一個不可或缺的指標。

法律是個人福祉最主要保障

楊森學的是工科，初到北京發展時在一家電腦公司工作，一干就是七八年，直到3年前跳槽到現在的公司。

楊森不愛折騰，只要公司給的待遇差不多就行。但隨著年齡的增長，他發現，有時候想不想跳槽不是勞動者單方面決定的。

他曾經的一位同事因為打聽公司的薪酬，結果被解職，理由是違反公司規定。雖然這位同事后來通過法律途徑維護了自己的權利，但這對大家的影響還是不小。

楊森較不滿意法律對個人勞動分配權利的保護，因為“勞動者太處于弱勢地位了，通過法律途徑維護自己的權利成本又太高”。

課題組在調查法律對個人勞動分配權利的保護時，將近兩成受訪者表示“不滿意”，另有超過四成受訪者表示“一般”。與此相關的是，將近四成受訪者認為未來這種情況“會變好”，另有超過四成受訪者認為“沒變化”。

在被問及法律對公民權利的保護狀況時，有三成受訪者表示“滿意”，超過四成受訪者認為“一般”。有四成受訪者認為“未來會變好”，超過四成受訪者認為“未來沒有變化”。

再被問及法律對家庭財產的保護狀況時，有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滿意”，超過四成受訪者認為“一般”。將近四成受訪者認為“未來會變好”，超過四成受訪者認為“未來沒有變化”。

對此，吳建平告訴法治周末記者，對微觀個人福祉而言，法治保障的影響力最大，這說明法律對公民人身安全、財產和公民權利等的保障，被認為是個人福祉的最主要保障。

社會發展可能面臨拐點

李漢林院長在發布會上表示，2013年的調查中，課題組發現人們最不滿意的社會問題是社會公平公正。

對于未來社會公平公正狀況的評價，接近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認為會變好，但有接近一半的受訪者認為沒有變化。

李漢林說：“在1987年我們做的一次全國城市居民的抽樣調查中，我們發現，那時候人們最不能滿意的是物價上漲。”

李漢林表示，這說明，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的精神追求也會隨之發生深刻變化。

課題組認為，這種變化體現在三個轉變上：公眾的重要期盼，已經不再是基于溫飽的點點滴滴，而是提高生活質量的方方面面；公眾的關注點，已經轉移到國家宏觀的形勢以及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等問題上；公眾的重要訴求，主要放在關于民生的基本問題上和自身權益的保護上。

李漢林認為，這些似乎可以說明，中國的社會發展可能已經到了一個“拐點”，從社會發展的低收入階段提高到了中等收入階段，其主要的標志是社會發展的動力發生了變化，也就是說，社會發展的動力已經不再是單純的滿足群眾的溫飽和收入增長，而是越來越多地考慮其他更高層次的參與、權利和生活品質的需求。

在這個社會發展的新階段里，公眾的訴求可能更多地會關注自身權益的保護，強調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以及對公共事務參與表達出強烈的意愿等。

李漢林表示，正確把握社會發展階段和人們的主要訴求以后，有利于準確地調整社會政策，制度安排才能有的放矢。(法治周末記者 陳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