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審判日本戰犯軍事法庭舊址 供圖/新華

中央檔案館在互聯網上公布《日本戰犯的侵華罪行自供》供圖/新華

為日本戰犯辯護的廉希圣先生手稿 攝影/本報記者 倪家寧

日本戰犯鈴木啟久的部分筆供 供圖/新華

導讀：7月3日起，中央檔案館以每天一人的方式開始陸續公布45名日本侵華戰犯的認罪筆供。對這些戰犯的改造從1950年至1955年幾經反復，最后成文的筆供背后，是一個個被戰爭機器扭曲的靈魂在矛盾中重新認識自我、找回良知的故事。

45份戰犯認罪筆供

“只我個人記憶即殺害了5470名中國人民，燒毀和毀壞中國人民的房屋18229戶，其實際數字很(可)能還多。”發黃的統一規格老舊信紙上，藍黑色鋼筆自右至左豎排書寫著規整的文字，這是一個名為鈴木啟久的日本人親筆寫下的，他是當年侵華日軍的陸軍中將，第117師團長。作為此次中央檔案館在網上公布的第一份侵華日軍戰犯筆供，這份1954年寫下的罪行供述已塵封了60年之久。

今年7月3日，中央檔案館以每天一人的形式在網上陸續公開45份《日本戰犯的侵華罪行自供》，戰犯親筆寫下的日文原件及漢語譯本手稿均無刪節公開。這45人全部在1956年夏天的侵華日軍戰犯審判中因罪行極為嚴重而被判刑，而他們背后則是1062名侵華日軍戰犯群體，這些人中的絕大多數是1945年被攻入東北的蘇聯紅軍俘獲的，在1950年被遣送中國。

“其實這1062名侵華日軍戰犯每一個人都寫了認罪筆供，這些筆供中國檔案出版社曾經匯編成冊，一共有6大本。”專門研究“九一八”歷史的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學會副會長王建學教授，10年來一直關注著這些珍貴史料，他表示，中央檔案館保存的遠不止此次在網上公布的部分。

王建學2006年起開始籌劃建立沈陽審判日軍戰犯舊址陳列館，其間多方查找相關史料的下落。1956年戰犯審判結束后，包括此次公布的戰犯筆供、法庭文書、證人證言以及物證和審判全程的錄音錄像都由中央檔案館保存，而公安部檔案館和遼寧省公安廳檔案館分別保存著這些戰犯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留下的資料。

王建學相信史料是會說話的。每一個戰犯在新中國都經歷了難以磨滅的心理歷程，來的時候，他們是心中只有天皇的軍國主義者，而離開中國時，他們找回了自我和良知，懷揣著懺悔，把自己的后半生獻給了反戰和推動中日友好的事業里。

這一切都是從1950年開始，那一年他們再次踏上了這片被自己侵略過的土地，住進了當年自己建造的監獄里。他們惶恐著，不知道在這個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中國等待他們的將會是什么。

從哈巴羅夫斯克到撫順

從黑龍江邊境上的撫遠縣向東北方向不遠，黑龍江和烏蘇里江交匯的地方有一座名為哈巴羅夫斯克的小城市，而東北人習慣管這個地方叫做伯力城。伯力是滿語，意為“豌豆”，這曾是清朝的領土。1950年，末代皇帝溥儀被關在這里，同時關押的還有969名日本戰犯。

這一年夏天，他們被集體押上了貨車廂改造成的囚車，列車停在了中國邊境小鎮綏芬河，在這里等待他們的則是一輛綠色的旅客列車，4天后，他們來到了撫順。

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門前，戰犯藤田茂看到大村忍嚇得“面如土色”。他后來曾在日記中回憶，這里正是日本關東軍為了鎮壓中國抗日志士于1936年修建的監獄，而此時反倒用來關押自己。大村忍則是這座監獄的前典獄長，在這里的牢房、刑場、審訊室里，大村的手上曾沾滿鮮血。藤田茂說，當時自己感到的是一種莫大的諷刺。

和鈴木啟久軍銜相同，藤田茂也是日本陸軍中將，第59師團長，戰犯中他昔日的部下為數眾多，圍繞在他身邊的島村三郎、瀨谷啟等人曾是撫順戰犯管理所中最頑固的戰犯，他們此時沒有半點悔罪之意，而是懷揣著效忠天皇和武士道精神，開始了漫長的對抗。

新中國式的艱難改造

上世紀50年代的媒體在記述這段對侵華日軍戰犯改造歷程時，使用了一個詞——“新中國式改造”。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無論是被關押的戰犯還是工作人員，對這個詞的理解都混雜著血淚的記憶，五味陳雜。

當年曾在這里工作過的老人回憶，由于戰犯的反抗和對侵略者的仇恨，戰犯管理所的很多工作人員早期難以克制這種強烈的情緒。炊事班不愿意給“仇敵”做飯，醫務人員一度認為自己是在“給惡狼療傷”，面對這種情況，一直避談自己家人的孫明齋在開會時跟所有工作人員講了自己的故事。當年的撫順戰犯管理所所長孫明齋是山東海陽縣人，青年時代曾親眼目睹全家在大火中被日軍滅門，而此時，他必須讓自己放下記憶中的仇恨。

孫明齋說，他知道大伙想不通，其實自己最開始也想不通，但是周恩來總理對他說：“20年過后再來看我們現在做的工作，就能明白其中的意義和價值。”孫明齋說，自己相信這些戰犯一定可以被改造。當年的工作人員如今在世者都記得孫明齋說的一個比喻：“我們現在克制、犧牲自己的感情，這也是一種戰斗，就像當年在戰場上和小鬼子拼刺刀。這些人當年全副武裝時各位都沒害怕過，現在改造他們的工作又有什么可為難的呢？”

自此之后撫順戰犯管理所擬定了分化對待的方略，將戰犯中已有悔罪意識者與頑固分子分開，而藤田茂、島村三郎等最為頑固的則進行單獨關押。

對于撫順戰犯管理所，島村三郎是熟悉的，這里和日軍侵略時期的眾多監獄一樣，在他的常識里，“單獨關押”便意味著“折磨”和“處死”，但之后一周時間過去了，除了每天都重復的工作人員要求自己交代罪行和自己機械式的拒絕外，什么都沒有發生。同時島村發現，自己越是閉口不言，就有越多的證明自己罪行的材料出現在面前，甚至包括自己當初親筆寫下的報告書。

半年多的單獨關押期間，越來越多的材料被翻譯成日文裝訂，到最后，擺在島村三郎面前的已是3大本案卷，摞起來足有40厘米。這里面是300多人提供的材料和證據，最后他光看完這些材料就用了9天。這期間島村接到了妻子從日本寄來的信，得知數年前自己的兒子死于車禍。那個夜晚，管教員崔仁杰陪他在牢房里坐了整整一夜，兩人透過焊著柵欄的鐵窗看著月亮談心。

“直接或間接死在我手里的中國人民至少有6000人，也許還遠遠不止這個數字吧……”多年后島村三郎在自己的《從中國歸來的戰犯》一書中記錄了他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日子，單獨關押的時候，那些控訴自己的材料中的內容不停地在夢中出現。

他想起了自己指揮部下在冰天雪地中槍殺30名抗聯戰士；想起了指揮活埋俘虜、親手砍殺無辜百姓、甚至將其活活燒死時的慘叫聲；想起了眾多被塞進卡車送給731部隊做活體實驗的人們……

一天早晨，島村悄悄塞給隔壁關押的藤田茂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深感羞恥，我已改變想法，準備寫材料了。”藤田茂在這張紙條上回復：“如果你寫，那么我也寫吧。”

曾幾度試圖自殺的藤田茂數天前才從家人的來信中得知，他的姐姐和另外5個親人死于廣島的原子彈爆炸，他的故鄉廣島縣也永遠地被從地圖上抹去了。

找回人的良知和靈魂

頑固戰犯們褪去“天皇武士”的自我認知，也不再是戰爭機器，而是回歸最基本的人性，這個過程緩慢地開始了。

島村三郎開始逐字逐句認真閱讀那3大冊自己的罪行，開始認真地回憶并寫下自己指揮部下或是親手犯下的每一件暴行。島村后來在自己的書中寫道，看著控訴自己的材料，他的內心逐漸被羞愧占據，他開始寫認罪供述時很多事已經記不清了，經常在夢中回憶起一些片段隨即在深夜被驚醒。

“我之前一直擔憂，如果坦白，就難免一死，于是一直消極抵抗著。但花九天時間看完全部控(訴)材料后，我怎(么)死似乎已經不重要了……”

創立了日中友好軍人協會的前侵華日軍航空兵中將遠藤三郎曾率團訪問旅順和太原兩個戰犯管理所，在旅順，他面對昔日的戰友藤田茂時，兩人久坐不言。當聽到對方斟酌著語句想安慰自己，藤田茂站了起來，低頭懺悔起自己的罪行。而在太原戰犯管理所，前731部隊支隊長榊原秀夫甚至痛哭著講述自己參與的那些用細菌殺害無辜者的細節，以至情緒過于激動說不出完整的句子。

親筆寫下自己的罪行供述同時，戰犯們還被安排去聽受害者的控訴。在撫順露天礦坑附近的平頂山，1932年南滿抗日義勇軍曾用游擊戰殲滅過日軍一個分隊，日軍隨后大舉報復，將村鎮里3000多無辜百姓驅趕到平頂山屠殺。

唯一的幸存者是年僅7歲的女孩方素榮，當她再次面對這些慘案制造者時，她已經30歲了，成為了一名幼兒園老師。“鬼子端著刺刀闖進我家，父親跳出窗口，沒跑幾步就被打死了。走出家門，前前后后都是街坊，爺爺領著我和弟弟，媽媽抱著我還不會說話的小弟。鬼子和漢奸吆喝著說去照相。我問爺爺，照相是什么？爺爺把一個高粱稈風車塞到我手里，說別問了，別問了……”

隨即開始的屠殺中，子彈像割麥子一樣殺死她所有親人，日軍還用刺刀一個一個地戳死一息尚存者，自己的弟弟就在這時被刺刀戳穿了腦袋……

還沒有講完，全部戰犯便跪倒在地，接待室里回蕩著戰犯們的痛哭聲。

從1950年到1955年，在撫順和太原兩個戰犯管理所，共計1062名戰犯全部低頭認罪，他們每人都親筆寫下了自己的罪行供述，等待他們的將是一場最終的審判，多數人認為自己的罪行“不能免死”，但此時他們都不知道，當時的中國政府已作出決定，對于認罪的戰犯，全部免除死刑。

律師的難題：如何辯護？

沈陽的戰犯審判在北陵電影院改建成的法庭中舉行，這里如今已恢復1956年的原貌，建成沈陽審判日本戰犯舊址陳列館。現在已82歲的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廉希圣想到那場審判仍滿懷感慨，他當年身著西裝在這個法庭上發言，作為律師為三名日本戰犯辯護。

“被安排成為戰犯律師是1955年下半年，那年我23歲，剛剛參加工作，在大學里講憲法。”廉希圣回憶，當時包括自己在內一共20多人分別擔任45名戰犯的辯護律師，在當年司法部律師司的牽頭下，在香山臥佛寺大殿東側的一個小院里開始了集中培訓。

“那個時候，戰犯筆供的最終定稿已經都到了我們手里了，也就是這次中央檔案館公布的這些筆供。”廉希圣說，但在他們面前還擺著一個巨大的難題，就是如何為這些罪行深重的戰犯辯護。他們每個人手上都沾滿數以千計的中國人民的鮮血，其中還包括殺害楊靖宇、趙一曼、趙尚志的部隊指揮官。

當時的司法部律師司司長王汝琪傳達了上級指示，這些侵華日軍戰犯本身也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受害者。從這個思路出發，律師們擬寫了辯護詞，廉希圣解釋：“他們受的是軍國主義教育，以武士道精神為天皇效忠；作為軍國主義制度的一部分，他們個人只是順從國家意志。我們的辯護詞其實是更多地把戰爭罪責歸結為一種國家行為，而不完全是個人的主觀惡意。”

廉希圣代為辯護的三名日本戰犯是籐原廣之進、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他1932年出生于天津，雖經歷過日本占領天津時期，但他本人卻沒有經受過戰火，不過，看到這三名戰犯的案卷時，廉希圣說自己感情上很糾結：“我為什么要為這些手上沾滿鮮血的戰犯辯護？”

“他們犯下的那些罪行實在是讓人切齒痛恨，這場辯護曾經一度讓我很糾結，我甚至懷疑過自己為他們說好話對不對得起良心。”

懷著這種糾結感情的不僅是這支律師團隊，沈陽和太原兩場戰犯審判后，兩地都有大量群眾向地方政府和中央相關部門寫信質問，甚至有情緒激動者怒斥律師團為“賣國賊”。

時隔60年后，再次回憶這場審判，廉希圣想了很久說：“個人感情、民族情緒、戰爭仇恨這種東西不應該干涉司法程序。他們是戰犯，有權讓律師為自己辯護，而我是他們的辯護人，這不僅是我的工作，也是在維護法律的尊嚴。”

戰犯審判一個都不殺

1956年6月19日，審判戰犯的特別軍事法庭在沈陽開庭了，鈴木啟久率先走上了被告席。他是所有戰犯中罪行最重的一人，曾指揮制造6起屠殺慘案，每次屠殺都幾乎全村滅門，這些慘案的幸存者作為證人出庭作證，鈴木啟久當庭跪地認罪。

當年7月1日，終于到了島村三郎走上被告席的日子，從開始悔罪時起，他等待這一天已經很久了，他希望能在法庭上以死刑的方式終結自己的人生。

當年法庭的工作人員權德源回憶，夏天悶熱的法庭中雖然預備了冰塊降溫，但島村衣服都已汗透，他全程神情嚴肅從未動手擦去汗水。

“在鎮壓抗日行動中，我命令警察嚴刑拷問，刑罰無所不用其極……我無動于衷地聽著這些慘叫，甚至把這當成一種樂趣。我對他們視如豬狗。前些年聽說自己的長子死了，收到妻子來信的那天，我跑到運動場的一個角落里失聲痛哭。人心都是肉長的。然而我當年則是一個魔鬼，一個不通人性的魔鬼，我殘殺了那么多善良人的兒女，卻從未落過一滴眼淚……”

說到此時，島村三郎已淚流滿面。在述說完自己的全部罪行后，當年最為頑固不化的戰犯跪在地上泣不成聲，請求法庭判處自己死刑。

從1956年6月9日起，沈陽和太原的法庭先后4次開庭，對45名侵華日軍戰犯進行了公開審判，終于，最終判決的日子來到了。審判長宣讀的判決文書出乎了所有戰犯的預料，沒有一個人被判處死刑，鈴木啟久、武部六藏、齋藤美夫等罪行最重者也僅被判處20年有期徒刑，而且刑期從他們被蘇聯紅軍俘獲時便開始計算。更讓戰犯們意外的是，除此45人之外，另外1017人全部被免予起訴先后分兩批釋放，遣送他們返回日本。

“如果說九一八事變是抗日戰爭的序幕，那么沈陽和太原審判，就是這場戰爭的真正結局，但其真正意義和后世影響還遠不止于此。”談及這次審判，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學會副會長王建學教授說。

“中歸聯”的遺產

親筆寫下認罪筆供的這些侵華日軍戰犯陸續返回日本，“新中國式改造”改變了他們的后半生。第一批歸國者于1956年在日本成立了“中國歸還者聯合會”(簡稱“中歸聯”)，但他們在日本國內并沒有受到善意的對待。

島村三郎在《中國歸來的戰犯》的后記中寫道：“我們剛回國的時候，在報紙、雜志大量篇幅中出現了‘洗腦’這個新詞，對我們的自我改造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他們唱著從戰犯管理所學會的“團結就是力量”和“東方紅”走上街頭，這也讓他們成為當時日本社會中明顯的“異類分子”而遭到排斥，半數以上晚年生活貧困。

但他們的行為對于他們自己而言卻是真誠的，“中歸聯”成立后便發起了尋找中國勞工遺骨的活動，他們收集被劫掠到日本的中國勞工遺骨、組織募捐，并護送這些遺骨回葬中國。1963年2月，藤田茂被提前釋放，歸國后成為了“中歸聯”的會長，他先后6次率團護送勞工遺骨返回中國，不停地邀請撫順戰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員訪問日本，但他最終還是沒能等到后者成行的那一天。

1984年，原撫順戰犯管理所所長金源、第一任所長孫明齋等人率團訪問日本，“中歸聯”包括藤田茂在內眾多老兵已相繼離世，親人們捧著骨灰前來迎接，以了卻這些老兵的心愿。藤田茂去世時，身上穿著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周恩來總理親自邀請他訪華時贈予的中山裝。

“中歸聯”自1956年成立至2002年解散，存在的46年間，老兵們根據自己的認罪筆供和回憶先后出版了《三光》、《侵略——從軍士兵的證言》、《侵略——在中國的日本戰犯的自白》、《我們在中國干了些什么？》等數十部著作。其中《三光》一書匯集了撫順戰犯管理所眾多戰犯的懺悔錄，發售僅10天內就印刷了6次，5萬余冊半個月內便售空，一度排名日本戰后圖書出版的第二位。

2002年，“中歸聯”最后一任會長富永正三去世。彌留之際，他將一份自己在中國寫下的認罪筆供交給子孫，要自己的后人記住這段歷史，也記住自己的懺悔。文/本報記者 倪家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