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戶口，無論是對居住在城市中的人，還是農村里的人來說，都意義重大。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里，有了房子才是家。戶口意味著一個人的合法身份，戶口的遷移則意味著命運的轉折和身份的改變，往往又與家的搬遷、與房子聯系在一起。

近期，國家出臺《新型城鎮化規劃》，規劃中指出，要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城區人口50萬－100萬的城市落戶限制，合理放開城區人口100萬－300萬的大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城區人口300萬－500萬的大城市落戶條件，嚴格控制城區人口500萬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規模。大中城市可設置參加城鎮社會保險年限的要求，但最高年限不得超過5年。特大城市可采取積分制等方式設置階梯式落戶通道調控落戶規模和節奏。

合理放開中小城市落戶，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這項政策，對于漂泊在特大城市的人來說，意味著獲得戶口可能越來越難了。是留在工作和生活的城市，還是回到中小城市落戶，抑或是回到農村？這成為了擺在生活在特大城市的外地戶口的人的一道令人頭疼的選擇題，究竟該何去何從呢？

“希望能扎根北京”

今年是趙軍和王娟夫婦來北京的第十個年頭，趙軍今年38歲，來北京前是山東德州的一名出租車司機。2004年，趙軍在開出租車的時候發生了一次“有驚無險”的車禍，在這之后，趙軍和王娟夫婦二人決定來到北京“創業”。

趙軍在北京干過維修工、保險公司業務員、一直到一個項目的負責人，再到現在一家私營小企業的負責人，一路走來頗為艱辛，最困難的時候一個月只能拿到八百塊錢。但對于十年前的選擇，趙軍和王娟都不后悔，“北京雖然人多，但是機會也多，如果留在德州，可能現在我仍是一名出租車司機。”

王娟說，這幾年在北京感受最深刻的就是北京優質的醫療和教育資源，用王娟的話來說就是“看病是真方便，好學校也多。”王娟本想把孩子接到北京來上學，但是戶口這一紙攔路虎讓這個夢想破滅了。由于父母雙方都沒有北京戶口，上學就得交一大筆“贊助費”，不僅如此，想進好一點的學校更是難上加難。

“而且按現在的戶籍和異地高考的政策，女兒即使在北京上學，到高考時還得要回戶口所在地德州參加考試，不然的話在北京只能參加高等職業學校招生考試。”趙軍對記者說。考慮到還是想讓女兒以后讀大學，而且山東歷年高考錄取分數線遠高于北京，趙軍夫婦不得已把女兒留在德州上學。

女兒不得已成為“留守少年”的經歷，王娟很是傷心難過，雖然自己現在早已不用為經濟問題擔憂，自己也不用工作，在家做起了全職太太，但卻因為戶口的原因不能使一家人團聚。王娟說，雖然女兒現在暫時不在北京，但是將來還是希望她來北京讀大學，希望以后一家人能在北京扎根。

女兒暫時來不了北京，但這卻堅定了王娟在北京買房的念頭。但讓他們沮喪的是，攢錢的速度永遠比不上房價上漲的速度。“有時候一猶豫，價格又貴了好幾萬。”王娟很懊惱自己不夠果斷。

2011年年初，北京出臺新的樓市調控政策，規定連續5年(含)以上在本市繳納社保或個稅的非本市戶籍家庭限購1套住房。雖然趙軍和王娟在北京超過了10年，但是卻不符合連續5年(含)以上在本市繳納社保或個稅的標準。“即使有錢也買不了了。”夫婦倆一度斷了買房的念頭。

今年，北京的房價開始松動，原本高不可攀的房價開始有下跌的趨勢，這似乎讓想在北京安家的趙軍夫婦看到了一點希望。在咨詢了房屋中介之后，趙軍夫婦得知自己雖然現在不能買住宅，但還是可以買商住公寓，產權40年。但這種公寓首付至少要50%，不僅只能用商業貸款，而且貸款規定要在十年內付清。

夫婦二人商量了一下，湊了湊錢，最后決定北京南三環附近買下一套60平的商用公寓。“雖然產權只有40年，但是現在是房價的低點，趁這個時候湊湊錢買套房子，等到夠資格的時候再換，不然等到我們夠資格的時候，不知道房價是個什么情況，還能不能買得起。”趙軍說。

“終于在北京有家了，不用再租房子住。”王娟感慨地對記者說，現在女兒在快上高中了，希望她過幾年考到北京來上大學，這樣就能和父母在一起，彌補之前父母不在身邊的遺憾。

“為房子和戶口回家”

蔡萌萌回到安徽老家已經快一年了，目前在老家的一所重點中學工作，談起回到老家工作一年的感受，蔡萌萌用兩個字來形容，那就是“心安”。蔡萌萌在北京待了近三年的時間，比起在大城市生活的擁擠、緊張和焦慮，蔡萌萌更享受目前的閑適的安穩生活。

“一回來我就用工作幾年的錢和住房公積金貸款買了房子，老家這里的房子才5000塊錢一平米，這在北京是不可想象的。雖然生活方面不如大城市有無數的可能性和精彩，但是安穩，又有最親的家人在身邊，我已經非常知足。”

蔡萌萌大學畢業后便去了北京，在一家培訓機構做老師。“北京的競爭也非常激烈，工作沒有想象中那么好找。由于沒有北京戶口，又在外地上的大學，我找工作的過程并不是一帆風順。最后，這家培訓機構給我伸出了橄欖枝，工資不低，但非常累，也不給解決北京戶口。”蔡萌萌說。

最讓蔡萌萌感到透不過氣來的就是北京的高房租和高房價。“北京的高房價也讓人感到喘不過氣來，即使有資格，也買不起啊。”短短的三年時間，蔡萌萌搬了四次家，“有時候做夢都在搬家，單獨租房子太貴，也不安全，在北京我只有跟別人合租。”但合租的價格也在直線飛漲，蔡萌萌不禁感嘆：“13年初，我一個月的工資大概是六七千左右，但房租就漲到了2000元一個月，租房的價格當時我都覺得快承擔不起了。”不僅如此，蔡萌萌還遭遇到和合租客的矛盾，房東著急賣房而臨時終止合同等麻煩事。“遇到這些事，只有搬家，不然也沒有其他辦法。租房真的很不省心。”蔡萌萌不禁嘆氣。

令蔡萌萌感到不解的是，房租每年都直線上漲，但是租客幾乎沒有任何話語權，到了該漲價的時候，房主說要漲價，租客只有搬家走人和接受兩種選擇。“房租漲得比工資快，這難道真是要逼人離開北京的節奏嗎？”而且房東一直是不肯到稅務部門備案，理由是想省錢，這讓蔡萌萌辦理暫住證和以租房的名義取公積金也成了泡影。“總不能為了這點事去舉報吧，以后誰還能租房子給你，據說北京很多房主出租房屋都沒有備案呢。”蔡萌萌說。

高昂的房價和一直漂泊的租房生活讓一直想留在北京的蔡萌萌很猶豫，但真正讓蔡萌萌下定決心要走的，還是在電視里看到的北京要嚴控人口規模新聞。“現在中央都說要嚴控特大城市的規模，以后想取得北京戶口看來是越來越遇難了。沒有北京戶口，孩子以后上學會很麻煩。正好老家的中學說要招人，我就報考了，而且很順利地考上了。當時去北京是為了自己的夢想，現在回來也是為了自己的夢想，就是和家人在一起過安穩的生活。在別人眼中這也許是一種比較無奈的選擇，但現在我覺得自己過得很好，這又何嘗不是一種很明智的選擇呢？”蔡萌萌微笑著說。

“總有一天要回到農村”

李紅和老公方勇在北京西城區里仁街附近經營著一個小理發店，用李紅的話說，每天都要從早到晚不停地干，才能保證不賠錢。“因為房租太貴了，別看我們只租了一間小門面，這個小門面一個月的租金要5000元，我們每天拼命干，就是不想把賺的錢都給房東了。”

李紅來自寧夏的一個小山村，97年美發職業技術學校畢業后來到北京打工，在打工的時候遇到了現在的老公方勇，結婚后兩人決定不再為別人打工，又都有一手剪發的好手藝，便租下了一間小門面開了這家理發店。這一干，就是8年，現在兩人的孩子已經12歲了，在附近的育才中學上初中。

李紅說，自己不怕苦也不怕累，小理發店一個月的利潤在6000元左右，雖然收入不算高，但用李紅的話說“比在廠里打工好多了。”但唯一后悔的就是當初沒在北京買房，“雖然掙得不多，但當時北京的房價也不高。當初要能狠狠心跟銀行貸款買套房子，現在在北京也有了個落腳的地方。現在只能租個平房，一個月還得2000元。”說到這，李紅不禁有些失落。“用銀行貸款，你有錢湊那首付呢。”方勇接過李紅的話：“家里都是農民，一年能攢下幾個錢。”

李紅和方勇都是農村戶口，一直都在打工，限購政策出臺后，由于沒有買房資格，李紅夫婦徹底斷了買房的念頭。也讓李紅更加堅定了回寧夏的決心，但唯一擔心的就是孩子的上學的問題。

李紅的孩子在北京出生和長大，前年因為朗誦的特長被育才中學錄取，讓李紅夫婦很是高興了一陣子。“我們夫妻打了一輩子工，希望兒子能好好讀書，以后當個上班族，不用再吃苦。”方勇說。但讓夫婦二人發愁的是，由于不是北京戶口的原因，兒子不能在北京考大學。這讓夫婦兩人很是失落。

房子和戶口，讓李紅夫婦堅定了回到農村的決心，“我們準備過幾年就回寧夏老家，包塊地種大棚和蔬菜，還沒有高房租，現在國家政策好了，農村戶口有很多好處，一年也能掙不少錢。”李紅說。

“北京的生活壓力太大，對于我們這些打工者來說，很難做到很輕松地生活，我們在哪里生活都無所謂，唯一擔心的就是孩子，不知道孩子回去后能不能適應老家的學校和生活。但為了孩子能考大學，也只有這一條路了。”李紅說到這，不禁低下頭，輕聲嘆氣。“孩子還是很爭氣的，我們還是很安慰，希望他以后爭氣，好好上學，不要再打工了。也算是不辜負我們的一番苦心。”方勇說。（陶葉 王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