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叔亞在緬甸八莫尋找遠征軍墓地
戈叔亞在貴州公路“24道拐”
不能讓遠征軍這扇歷史大門關閉
本報記者 張文凌 《 中國青年報 》
62歲的戈叔亞，用30年做了一件事：尋找抗戰老兵——活著的和死去的。
這段找尋，將他從青年變為老年。而那些老兵，最年輕的也已經80多歲，更多的老兵早已撒手人寰。
今年是滇西抗戰勝利、中國遠征軍光復騰沖70年。作為滇緬抗戰史專家，戈叔亞成為媒體最搶手的采訪對象，他曾經從早上10點到晚上10點，在家里分別接受了報紙、電視臺等5家媒體的采訪。他的博客點擊量更是超過100萬人次，他的博文被認為是“了解滇西抗戰史最為詳實的信息來源”。
然而，讓戈叔亞為難的是，他覺得自己患上了“寫作障礙癥”。30年來，他翻山越嶺收集了大量一手資料，可 “那么痛的生離死別，那么重的不公不義，那么深的傷害，那么久的遺忘，那么沉默的痛苦”，他說自己無論怎么努力，寫下的文字也只是“半截山水，不是全幅的寫真”。
1983年的一天，到騰沖縣出差的戈叔亞無意中來到騰沖國殤墓園，他驚訝地看到這里竟有9000多塊中國遠征軍的墓碑。他驚駭萬分，作為云南師范大學歷史系剛畢業一年多的學生，他竟然不知道在自己的家鄉曾經有過慘烈而悲壯的戰爭。
二戰期間，為了保衛當時中國僅存的一條國際大通道滇緬公路，1942年至1944年的3年間，中國投入部隊約40萬人組成中國遠征軍，協同英、美等盟國到緬甸對日作戰。在滇緬印的抗戰中，中國遠征軍取得了勝利，但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傷亡20萬，其中犧牲人數10萬。而在這10萬人中，有5萬人是在第一次入緬戰役中打了敗仗倉皇撤退途中非戰斗死亡的。
可是，這么慘烈悲壯的戰爭，從1949年到上世紀80年代，中國大陸幾乎沒有媒介記載或報道過。學校里不教，媒體上不談。“數萬中國士兵的骸骨和一段慘絕人寰的歷史，如此輕易地就被高山野草所湮沒而不為國人所知！”學歷史的戈叔亞內心受到極大的刺激。
之后他開始尋訪在昆明的老兵。他去政協、民革、黃埔同學會要老兵的名單，因為沒有單位介紹信，他常被冷眼相待。在那個年代，研究這段歷史還是禁區。但也有朋友暗中幫助他，那時老兵們都是60多歲的人，聽說有個年輕人在到處打聽他們，便口口相傳，“叫小戈來采訪我”，他漸漸找到了一個又一個的老兵。
“滴滴哚哚，滴滴哚哚……在緬甸撤退時，雨點打在樹葉上的聲音，沒完沒了。40多年了，這個聲音就像耳鳴一樣，從來就沒有從我的耳朵里消失。半夜常常因為觸摸到死去戰友的尸體而驚叫起來，醒來看到的是睡在旁邊的老伴。”這是30年前，老兵王鑒對戈叔亞說的話。
這位又瘦又小的老人成天穿著一件舊風衣，騎著破自行車在街上搖搖晃晃。只要見到戈叔亞，就拉著他的手不放，不停地說：“我們肝膽相照。”數十年在勞改隊敲打石頭，使老人的手粗糙如樹皮，但是戈叔亞卻能感受到他內心的溫情。
那個時候，除了戰爭細節，戈叔亞從不敢問老人解放以后的遭遇，害怕惹麻煩。但即使這樣，老兵們也足以認為戈叔亞與他們“肝膽相照”了。
這些在烽火中幸存下來的士兵，在戰后長達幾十年里，動蕩不已，萬里飄零。他們中大部分人都遭受了極其不公正的待遇。戈叔亞所采訪過的老兵，有的蹲過監獄，有的被打成反革命壞分子管制勞動，有的淪為乞丐，有的流落異鄉再也沒有回來。
老兵崔繼圣的女兒，一個在招待所里的洗衣工，不善表達感情的她在見到戈叔亞后說：“幾十年來，你是第一個問起我父親的人，雖然他死了，但我們全家都很感謝你。” 崔繼圣曾是負責主攻松山主峰的第八軍榮一師三團代理副團長，當年戈叔亞找到他時，他靠在學校門口賣瓜子維生。戈叔亞想拍一些照片，卻被老人嚴肅地拒絕了，他說這有損他的軍人形象。
80年代中后期，一名臺灣人想通過戈叔亞找到一批遠征軍老兵，給他們每人每月提供200元的生活費。然而，當戈叔亞再去尋找那些他采訪過的貧困交加的老兵時，他們已經沒有一個人活在世上。
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縣務農的由國彬，戰爭中失去了右眼和幾個手指頭，后來靠剩下的幾個傷指在縣城幫人修理自行車艱難度日。
為了幫助由國彬，戈叔亞將老人接到家中，并在昆明一家單位給他找了一個看大門的工作，但當這家單位知道老人是遠征軍后，立即拒絕了他。戈叔亞萬分難過，但70多歲的由國彬向他深深鞠了一躬，轉身離去。后來，當戈叔亞帶著有人愿意救濟他的消息興沖沖地去找他時，由國彬已經去世。
80年代，整個國家都忙于經濟建設，而戈叔亞卻沉溺于尋找老兵，“無論工作、走路、吃飯、睡覺、做夢，腦海里都被老人哭訴的故事塞得滿滿的”。
他通過朋友找到一些當年的舊報紙雜志和外文資料，并與海外的中國、日本、美國老兵以及老兵組織取得聯系，然后將所獲的支離破碎的資料、采訪記錄進行整理、對比和更正，再帶著軍用地圖、指北針、錄音機、照相機，前往滇西實地考察。直至多年以后，滇西抗戰的輪廓才在他腦海中漸漸清晰起來。
滇西像一座巨大的歷史博物館。滇西龍陵縣的松山，就埋藏著許多秘密。
發生在1944年6月至11月的龍陵戰役，是一場異常艱苦激烈的攻堅戰，中日雙方集中了10多萬人在龍陵縣城以及周邊幾個山頭反復廝殺，其規模遠遠超過了中緬印戰區任何一場戰役。龍陵之戰最終以中國遠征軍的勝利而告終。
戈叔亞第一次去松山，是1985年6月。他坐班車、拖拉機、步行，一路走一路問，用了兩天時間，才從縣城到達松山腳下。
當戈叔亞筋疲力盡地爬到松山山頂時，眼前的一切驚得他癱坐在地：整個山頭密密麻麻地分布著大大小小的土坑窩，顯示著這里曾經發生過可怕的戰爭。
后來，他在山下村民家中看到各種各樣的、發射過的沒有發射過的、爆炸的沒有爆炸的、不同型號不同口徑的槍彈。這場戰爭的慘烈，在多年后還清晰地留存著它的傷痕，1958年大煉鋼鐵時期，方圓幾十公里的村民都上山來撿滿山遍野的彈片、彈殼，常常將供銷社的大院堆得滿滿的。
后來，戈叔亞多次上松山尋找史料。這場戰役，中國人雖然勝利了，但勝利得那樣凄楚。“留在大山上的傷痕看得見，但留在人們心中的傷痕是看不見的”。戈叔亞發誓要找到松山戰役中，中國軍陣亡將士的全部名單，將他們的英名排列供奉起來。
在走訪眾多遠征軍老兵時，戈叔亞希望能從老人的口述中還原當年戰爭的各種細節，但是他發現，每次采訪，老人們講述從緬甸慘敗回國途中的故事要比入緬作戰的多得多，常常說得泣不成聲。已經不能說話、重病躺臥在滿是排泄物的床上的老兵漆云鵬，才聽戈叔亞說出“野人山”三個字，竟號啕大哭起來。
位于緬甸北部的“野人山”，林莽如海，山巒重疊，林中沼澤綿延不斷，豺狼猛獸橫行，瘴癘瘧疾蔓延，是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撤退時最悲慘的一條路線，數萬官兵死在山中。但是關于這段撤退的歷史，大陸幾乎無史料可查。
從2002年開始，戈叔亞去緬甸和印度實地考察遠征軍的路線，但是他在野人山周圍轉了七八次都進不去。緬甸不準外國人去作戰的地方，去了也不準拍照，偶爾能往里走幾十公里，戈叔亞和他的同伴卻被緬方扣押了多次，幾經周折才被放出來。
在印度藍姆迦考察中國軍人墓地時，由于這里已成印軍的防區，他們被驅逐出來，拍攝的照片被勒令刪除，護照被沒收，印方的軍車一直緊緊地跟在他們車后，沒有一家旅店敢讓他們住宿，他們只好半夜開車跑100多公里，最后借宿在朋友家。
盡管在緬甸和印度的考察艱難重重，但是戈叔亞還是一趟趟地去。“我要去看望沒有回家的士兵。”
在幾經波折的尋找中，一個殘酷的現實讓戈叔亞內心寒冷：除了在緬甸果敢有一尊沒有被破壞的中國遠征軍陣亡將士紀念碑外，這里的中國軍人陣亡將士公墓和紀念碑全都遭到徹底搗毀。
他在緬甸曾聽當地人說，過去有過中國軍人墓地、后變為居民區的地方， “常常發生‘鬧鬼’的事情，住在這里的人惶惶不可終日，有的把房子賣掉搬走了”。 戈叔亞萬分震驚，在他看來，這些“鬧鬼”故事，其實“是中國戰士的哭泣和呼喚，他們想家，他們想回家”。
“只有讓千千萬萬遠征軍將士的忠魂回家，才能告慰那些在異國他鄉漂泊了70年的10萬英靈。”戈叔亞說。
這一夙愿終于在2011年得以實現。
2011年9月13日和2014年6月12日，云南省兩次舉行“中國遠征軍抗日陣亡將士”公祭活動，將部分在緬甸犧牲的中國遠征軍遺骸尋取回國，安葬在騰沖國殤墓園“中國遠征軍陣亡將士公墓”內。2011年9月13日，這是我國首次迎回遠征軍遺骸。
為了完成這一工作，云南省委統戰部此前專門組成籌備組，到緬甸各地尋找遺骸，戈叔亞是重要成員之一。事實上，之前，他已經用10年的時間在緬甸和印度尋找中國陣亡將士的墓地，有的墓地他已經去過上百次。
每一次站在緬甸廣袤的平原上，看著伊洛瓦低江的晚霞將美麗的廟宇映襯得金碧輝煌，戈叔亞總覺得這片大地有一種“史詩般的壯麗”。在30年的找尋中，他3次被迫失去工作。盡管非常“恐懼、緊張、思想受到很大打擊”，但他仍然堅持了下來。
“我相信研究這段歷史是正確的，我相信歷史總有一天被正視和開禁。”戈叔亞說：“事實上，除了研究這段歷史，我沒有其他的路可走。”
因為研究這段歷史，戈叔亞認識了美國、英國、印度、日本的一些老兵，并從他們那里獲得了大量珍貴的資料。 每次和他們討論這場戰爭，都感到他們和中國的老兵一樣，“好像一生的時間和空間，都永遠停留在1942年至1945年的緬甸、云南的熱帶密林以及印度的軍營中”。
盡管現在官方和民間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給予老兵關懷和幫助，但是這種遲到的補償，已難以彌補沉重的創傷。除了極少的人之外，許多抗戰老兵至死都沒有得到一枚國家在抗戰勝利60周年頒發給抗戰老兵的“抗戰勝利紀念章”，那是他們盼望了一輩子的榮譽。
“他們為國家而戰，卻沒有得到國家的承認，這是老兵的痛，也是民族的痛。”為此，戈叔亞曾兩次致函相關部門，“希望給老兵予政治上的關懷和精神上的安撫”。
讓戈叔亞遺憾的是，目前國內對這段歷史的研究還很膚淺，像宣傳而不是研究。這些90歲以上風燭殘年的老人，正在一個個地逝去，“即使現在來挖掘這段歷史記憶，也已經失去了口述歷史的最佳時機，這扇歷史的大門將永遠關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