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1460萬元“撈夫”巨資之謎揭曉荒誕“撈人騙局”為何一再上演？

連日來，一則“女子欲從紀委‘撈夫’被騙千萬元”的消息引發社會關注。在詐騙案情之外，這名女子丈夫的身份與其巨額“撈人費”來源成為更大疑問。

記者日前從安徽省紀委了解到，其夫名叫張和平，系安徽一房地產商，之前因涉及貪腐案件被“協助調查”，目前已被查處。

近年來，從犯罪富商到落馬高官，不斷有“撈人被騙”荒誕劇上演，也曝光了形形色色的“掮客”、“裝家”。專家認為，正是執法腐敗與制度漏洞，才刺激受騙者“前仆后繼”、行騙者“層出不窮”。

其夫曾行賄10萬元致國家損失2162萬元

近期，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終審的一起案件引起社會關注。一名姓王的女子，其夫張某于2011年底被安徽省紀委帶走“協助調查”，為“撈夫”，她托朋友認識了自稱“跟安徽很多領導很熟”、“能擺平紀委”的北京男子任鵬宇，并按任要求付給其1460萬元“撈人經費”，但丈夫卻未能如期“出來”。后經法院審理，任鵬宇以詐騙罪被判刑。

頗具戲劇性的案情之外，一些疑點成為公眾關注焦點：能夠花費1460萬元巨款“撈人”的是什么家庭？巨款來源于何處？張某是什么身份，因何“進去”？背后是否隱藏著更大的腐敗行為？

據安徽省紀委辦案人員介紹，王姓女子的丈夫名叫張和平，是安徽一房地產商人，上世紀90年代后期從阜陽來到合肥，在合肥高新區買了兩塊地搞開發。

2012年前后，張和平因涉及合肥高新區城管局原副局長馮夏等人的貪腐案，被紀檢部門帶走調查。也正是在此期間，張和平的妻子王某在外發生了“撈夫被騙”的事。

2013年初，馮夏因濫用職權罪、受賄罪，一審被判處有期徒刑8年6個月，張和平的一些涉案事實也隨之浮現。原來，張和平之前在合肥高新區購買的兩塊地，用途為綜合用地，為變更成住宅用地，張和平于2001年找到當時在合肥高新區管委會土地管理中心工作的馮夏，馮違規為其變更后，收受了張和平的10萬元“感謝費”。

二人的權錢交易，使張和平少繳了土地出讓金，卻給國家造成2162萬余元的巨額損失。

安徽省紀委相關負責人介紹，“協助調查”期間，張和平行賄、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偷漏稅費等違法行為被查實。此后，張和平被司法機關判緩刑，追繳違法所得、稅金并罰款，合計逾億元。

受騙者迷信“權錢”無所不能 “裝家”大多“收了錢不辦事”

“撈人被騙”的事件，近年來并不鮮見。如：據去年9月審理的山西女商人丁書苗涉嫌行賄罪、非法經營罪一案披露，在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的授意下，為給被調查的原鐵道部政治部主任何洪達開脫、減輕罪責，丁書苗及女兒侯軍霞“找人活動”，被騙走4400萬元。

安徽省原副省長王懷忠在得知中紀委專案組進駐安徽，對自己進行調查后，立即打電話籌錢托人“活動”，結果被一伙自稱能“擺平中紀委”的騙子騙走200萬元。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認為，這種級別的官員被騙，表面上是“病急亂投醫”，但根本原因是其內心深處相信權力與金錢可以超越法紀，只要花錢就能逃脫處罰。而形形色色的行騙者、“權力掮客”，正是利用這種心理，把自己包裝成“上面有人的人”“接近權力的人”，或冒充領導秘書、高干子弟，或自封“高人”“大師”，其中一些精于“造勢”“布局”的人，被民間戲稱為“裝家”。

不過，“裝家”大多“收了錢不辦事”。如北京市西城區檢察院的一份調研顯示，2008年至2013年該院辦理的十幾起“撈人”詐騙案，一半以上的詐騙分子未辦理任何請托事項，其余的也僅是側面打聽案情。像收取了王懷忠120萬元“活動訂金”的侯萬青等人，并沒有進京活動，而是將錢私分。丁書苗耗資4400萬元的“撈人效果”，也讓劉志軍“很不滿意”。

相比之下，近期“女子撈夫被騙”事件中的行騙者任鵬宇堪稱“敬業”。安徽省紀委辦案人員回憶，任曾幾次與其聯系，試圖影響辦案，有一次甚至尾隨工作人員闖入紀委辦公區，被發現并勸離。

不管是否“真撈人”，一旦事情敗露，“裝家”“掮客”們都會受到法律的嚴懲。行騙王懷忠的侯萬青等人后被判處無期徒刑，任鵬宇也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加強權力的透明和監督才能擋住“撈人”黑手

專家分析，長期以來在司法領域出現的一些腐敗現象和“撈人成功案例”，放大并刺激了“撈人交易”的發生。如四川劉漢犯罪集團，其多名組織成員曾非法持槍、犯下命案，卻能依靠“保護傘”重金“擺平”、花錢“撈人”，橫行10多年且財富暴增。而在廣東健力寶集團原董事長張海違法減刑案中，共有24人被立案調查，其中包括司法行政、監獄系統11人，看守所系統3人，法院系統1人。

據一位司法界資深人士介紹，之所以能“撈人成功”，是司法處置環節中的多處漏洞被利用，典型的表現是執法人員濫用自由裁量權的腐敗行為。如在打架斗毆這類刑事案件的處理中，辦案人員在傷情認定、是否立案等方面存在一定空間。

在查處職務犯罪的過程中，量刑的幅度標準還有待進一步規范和細化。如貪污10萬元以上就能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同時自首、立功、退贓等從輕處罰情節認定的標準也很寬泛。導致一些律師成為行賄當事人委托的“掮客”，向法官行賄，在審判量刑方面謀求非法利益。

而在監獄執法環節，監獄對服刑人員的減刑和假釋也有“建議權”，一些監獄干警即利用在認定“悔改”或“立功表現”方面“做手腳”，使行賄服刑人員早日“被撈出獄”。

竹立家分析，類似“撈人”案例，是一種“公共權力私有化”的表現，也表明權力運行的透明、對權力的監督和約束不夠。在當前推進依法治國的進程中，通過“依法治權”改善權力生態至關重要。(“新華視點”記者徐海濤、張紫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