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情況下，醫院并不擔心干部群體的流失。“沒其他地方可去，排著隊也得進這醫院。”一知情人士說，“那時候去別的地方不方便。”

　　這種情況后來發生了改變　　2006年，吉林省人民醫院用其門診大樓的3個樓層作為干部病房。一個房擺有3個床位。此時，吉林大學白求恩第一醫院不再是惟一指定承擔干部保健的醫院。

　　兩相對比，白求恩第一醫院老干部病房顯得陳舊，儀器設備也較為落后。而此時的吉林省人民醫院干部病房卻煥然一新。這直接導致在吉林大學白求恩第一醫院住院的老干部流向吉林省人民醫院。

　　這并不僅僅是經濟收入的流失。

　　“領導覺得在哪家醫院好，住得舒服，說不定就給批個條子，什么儀器設備的就全來了。”一知情人士說，之后吉林省中醫院也開設干部診療區。由此，長春市的干部，尤其是高級干部的醫療，基本實現三院鼎立之勢。

　　“哪里條件好，就去哪里。”一位住院的老干部說。

　　如此，在醫護人員素質基本對等的情況下，醫院之間只得拼硬件設備。建新老干部病房自然便被提上日程。“因為誰也不想失去那份蛋糕。”

　　這塊蛋糕又是如此之大。據《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 2009年至2011年國家投入8500億元到醫療領域。而2005年中科院的一份調查報告稱，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850萬以黨政干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

　　另據監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名各級干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干部長期占據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開支約為500億元。這才是豪華病房的最大金主。

　　破解難題

　　對于高干豪華病房，北大醫改課題組組長顧昕教授直言，“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特權使用。”他說，他們用比較低的費用，獲得最好的醫療服務，這就是一種權力變現。“病房寧愿空著，也不給別人住，大大地浪費了醫療資源。”

　　顧昕教授說，公務員及高干的特權保障，其實是計劃經濟時代留下來的產物。而這種特權保障的支出比任何一項醫療支出都高。“公費醫療人年均支出多少，具體的還不知道，但在眾多的醫療支出中肯定是排第一位的，比城鎮醫療和農村醫療人均支出都要高得多。”

　　顧昕教授稱，解決這些問題的方式就是讓其市場自由化。“你有條件可以住好的病房，自己掏錢，樂意怎么著就怎么著，但千萬別拿納銳人的錢。”

　　同樣，原國務院研究室社會發展司司長、《大國醫改》作者朱幼棣稱，公立醫院建設豪華病房的前提是進行分類改革。“可以建設為高端服務的病房，但不應該用納稅人的錢。”

　　朱幼棣表示，干部病房的改革應該通過推進公費醫療改革逐漸讓之消失。“這是歷史留下來的問題，不可能一下子讓它沒有，突然沒了，老干部這一塊不好辦。只能是老人用老辦法，新人用新辦法，實現平穩過渡。”

　　早前做的一份調查顯示，43.9%的人認為應該改革公務員醫療制度，首先應該取消那些大醫院的高干豪華病房。“必須打破附在醫改上的這種身份區分。”顧昕說，“不然，我不抱任何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