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院無人認領的女嬰

這次專項打拐行動中被解救出來的31名女嬰，有19名被送往昆明市兒童福利院。云南當地媒體刊登“女嬰待認養”消息后，無一人被父母認領，

在昆鐵警方的調查中，那些女嬰最初來自被抓獲的5位苗族人。“那些苗人審訊起來非常困難，他們的回答從來不超過三個字，‘不知道’，‘聽不懂’”，他們裝作聽不懂漢語，所以幾個月過去了，根本找不出嬰兒是從哪里來的。同時，因為超過90%的女嬰是親子親賣，根本無人報案，追查起來就更難了。而在以前，還出現過這樣的案例：警方已經找到了嬰兒的親生父母了，而他們卻不承認這是自己的孩子。”

劉磊說：“我們不知道該怎么處理那些女嬰，只好把她們放在兒童福利院里。其中6個，我們已經移交了監護權。我想，如果一直無人認領，這些女嬰或者被人領養，或者只能在福利院長大。”

硯山縣公安局刑偵大隊隊長秦紹年說：“警方對被解救的小孩都提取了DNA，放在數據庫里，如果有小孩是被盜拐的，父母來報案后，通過DNA在數據庫里進行碰撞，是能夠通過對比而找出的。我們也希望丟失孩子的父母，能找回自己的孩子。”

昆明市福利院辦公室主任對時代周報記者說：“把小孩送來這邊其實是不符合規定的，這些女嬰應該是被送去救助站。但因為救助站那邊條件不夠，所以暫時讓這邊照顧。至于孩子的監護權，我們決定不了任何東西，我們無權將小孩送養，這個得由民政廳決定。”

而31名幼兒中的另12名則在河南、山東等地，也許，他們的人生會更幸運，即便他們是被販賣的嬰兒。

而仍留在河北、山東另外12名兒童，她們大部分都還在養父母手里，最大的已經4歲多了。她們與養父母之間也有了感情，是該從養父母手里抱走，還是帶回來放進福利院里？這種情況讓公安部非常頭疼，現在，公安部已經默許那些小孩由養父母帶著，只是讓他們到當地的民政局去補辦一個領養手續。

但在這起案例中，那些養父母因為參與買賣嬰兒涉嫌犯罪。

　　他們不認為自己在犯罪

昆明鐵路公安局一干警對時代周報記者說：“文山是買賣嬰兒的高發地區。以前昭通、紅河是買賣嬰兒高發地，經過公安部門的打擊后，近年轉到文山州的硯山、廣南地區了。一些昭通人，帶動文山當地的人進行買賣嬰兒的違法活動。就我國的買賣嬰兒來說，輸出地主要是云南、廣西等地，而輸入地則是河北、山東、廣東。”

硯山縣公安局副局長李田名則對時代周報記者說：“廣南、硯山是文山州販賣嬰兒活動比較多的，近幾年，每年都有公安部、政法委牽頭的打拐專項運動。在‘2011•11•7’專項行動抓獲的嫌疑人中，其中14名屬于硯山轄區，4名屬于廣南轄區。”

云南省文山州與廣西交界，屬邊遠山區，人口眾多，在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中，廣南縣有80萬人，硯山縣則有49萬人，其中絕大多數屬農村人口。

“在廣南、硯山農村地區，青壯年都出外打工，早婚、超生現象非常嚴重。許多家庭在生育第一胎后，還是生女嬰，為了逃避罰款，或者為了能繼續生小孩，她會選擇把小孩送給別人養，之前是送給親朋，但現在有很多外地人來收購，所以一些人便把自己的嬰兒給賣掉了。很便宜，就三五千元。”李田明說。

“第一層級販賣嬰兒的批發商在農村還有中介人，中介人看到誰家生了女嬰，就會去游說，‘你這個女嬰是超生的，怕不怕被罰款，不如我幫你給她找個好人家，你還能拿點收養費’，而這些賣力的中介人每次只收二三百元的中介費，然后，在他們的介紹下，人販子便上門了。”

　　“他們中很多人并不認為自己在犯罪。”

劉美就不認為自己在犯罪。面對昆明鐵路公安的審訊，她說：“我這是在做善事，那些小孩那么可憐，送到我這里來，讓我給她找一個出路，我不能拒絕。我只是在做好事的同時，收取一點中介費。”

“除了利益的驅動外，她們不認為自己是在犯罪。”

而這似乎也解釋了，為什么劉美在目睹丈夫被捕并判刑后，仍然能夠泰然自若地繼續從事販賣嬰兒的活動。

硯山縣公安局刑偵大隊長秦紹年對時代周報記者說：“販賣嬰兒在我們這里變得非常復雜，因為親子親賣，在源頭上很難偵查，他們既不報案，甚至當我們找上門時，也根本不承認小孩是自己的；而養父母那方，他們把買來的小孩養了幾年，有了感情，小孩也不愿意離開養父母。所以，我們一般只重點打擊人販子。”

輿論認為，某種程度上，計生高壓政策促使超生農民將嬰兒非法處理。地方政府習慣于以經濟懲罰來遏制超生行為，這讓很多婦女懷孕后，到外地生小孩，男孩抱回家，女孩交給別人收養，收取少量收養費，還能躲避征收社會撫養費。

硯山縣計生局副局長王芬拒絕了時代周報記者的采訪。硯山縣人口和計劃生育局官網顯示，2011年，硯山縣被云南省人口計生委評為“省計劃生育優質服務先進縣。”全縣當年違法多生育數為54人，年底，硯山縣人民法院對拒不繳納社會撫養費的17戶違法生育戶予以強制執行，執結14件，共執行征收社會撫養費24.9萬元。

　　“我的女兒不會送給別人”

2012年6月8日，硯山縣城西郊的一段斜坡上。這里散落著許多民房，陸明和陸麗租住著其中一間。那是一座單層的小院落，每年租金2000元。

這天陸明出去了，只有陸麗和她最小的女兒在。

當硯山縣的干警帶著記者到來時，她丟下手頭上正在搓洗的衣服，局促地招呼大家。她說：“陸明一大早就出去了，不知道去哪了。”警察讓她打電話叫陸明回來，她猶豫著，最后還是打了電話。電話打完后，幾位警察離開了，只留下記者。

這時她的話才多了一點。

她才20歲，卻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而丈夫陸明，也只比他大1歲。

她說，她在昆鐵看守所關了34天，一共被審問三次；她說，“說實在話，現在特討厭警察，無緣無故抓了我，又無緣無故地放了我，我想他們有他們的理由，反正我也說不過他們當官的”。

對于今后，她覺得，“現在也沒什么好擔心的，坦然面對吧，經得起大起大落，才有好的明天，電視里都這么說的。反正我很后悔那么早結婚，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他”指陸明。她和他是在浙江打工時認識的，那時，她才15歲。

陸明在電話里答應了回家，但等了很久都不見人。陸麗對記者說：“他應該不會回來了，我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玩。”

一個多小時后，陸明回來了。他留著一頭長碎發，待人和氣有禮，討人喜歡。

他沒有出去玩，而是開著自家一輛長安小汽車，到廣南收購野蘑菇去了。而這，也是他如今的營生。

回到家中，他抱起自己的小女兒，放在腿上，掏出手機讓她玩。他微笑地看著她，像是看著這世界最可愛的小公主。她妻子幽幽地說，在那34天里，兩個女兒一直是他在帶，現在就只跟他親。

時代周報記者問：“你已經生了兩個女兒了，要是你想要生一個男孩，會不會把女兒送給別人養？”

“那是不可能的。”

“這地方很多人都這樣。”

“別人是別人。我？那是絕對不可能的。”

　　文中部分人名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