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文明發展至今日，珍惜和尊重生命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認知和向往，而暴力和恐怖則是文明社會的大敵和大痛。多起自焚事件的出現，令每一個有良知的人感到悲傷和震驚。我們在祈盼此類事件不要再發生的同時，應該客觀地分析研究事件發生的更為深層的原因和可能產生的后果，以積極的姿態預防和杜絕此類事件再度的復制。

　　西方媒體稱幾起事件中，年輕僧人和還俗僧人在實施自焚行為之前，都高呼“西藏自由”、“西藏獨立”等口號，這明顯是一種政治的訴求。而這種政治訴求顯然并非出于這些十幾、二十幾歲，可能一生都還不曾有機會離開過自己的家鄉和寺廟的年輕人。這些年輕人入寺修行和學習藏傳佛教經典理論的時間應該還不長。這些僧人的這些政治訴求是哪里來的呢?我們不妨看看自焚僧人所在的格爾登寺的活佛是如何對他們進行教育和引導的吧。據阿壩縣宗教局局長宋登達爾基介紹，格爾登活佛1959年外逃印度，先后擔任達賴私人秘書、“流亡政府”佛學哲學院負責人、第七屆偽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流亡政府”宗教噶倫等職務。2008年拉薩“3·14”事件后，境外格爾登寺專門成立了“緊急情況協調小組”。該小組接受達賴集團“緊急情況協調小組”的統一指揮，與“流亡政府安全部”、“藏青會”、達賴私人秘書處單線聯系并接受其領導。其主要職責是在阿壩藏區建立關系人、收集情報信息、策劃指揮鬧事行動。正是這位格爾登活佛親自為自焚僧人念經超度，鼓吹自焚者是“民族英雄”、“自由斗士”，以此教唆佛弟子自焚自殺、輕賤肉身。據阿壩縣宗教局副局長哈俊介紹，“狂人之群”(一個制造系列自焚事件的格爾登寺僧人組織)4名成員，2011年3月2日就提前進行了“3·16”自焚拍照、買油等工作分工，并提前將自焚僧人照片傳到“西哇扎倉”。正是如此，事件發生2小時后，“挪威西藏之聲”、“美國之音”等就播出消息、播放視頻了；正是這些被稱作宗教領導者、“上師”的人，為了實現他們個人和少數群體的利益，為了他們的“西藏獨立”夢想，不僅不出面阻止悲劇的發生，甚至還在繼續慫恿自焚行為。